因此,对于牛顿自己而言,上帝在宇宙中占据何等地位的答案很清楚。上帝的宝座就在创作的中心。牛顿向来都知道这一点;他一直视自己的研究是以曲线和方程代替音符讴歌上帝的荣耀。现在《数学原理》耀眼的成功,为上帝美妙的设计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综观牛顿一生,非常讽刺的是很多人在了解他的研究后,采取完全与他相左的立场。他们坚持牛顿并未尊崇上帝,反而使上帝显得无关紧要。宇宙越是遵循着无处无时不在的定律运作,上帝得以行使主权的空间就越少。这种批评很少直接冲着牛顿个人而来(莱布尼茨除外)。没有人质疑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在他的两部主要作品《数学原理》和《光学》中,都可见到他发自内心、滔滔不绝赞美造物主的长篇大论。牛顿在《数学原理》中写道:“他是永恒而无限的,既无所不能又无所不知。也就是说,他持续到永恒;他的存在是无限的;他主宰着一切,并知道所有过去与未来的作为。”

伽利略利用商店店家为货物测量和称重的比喻,解释
抽象的理想化数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就像是会计在计算糖、丝绸和羊毛的重量时必须扣除箱子、包装和包装填料的重量一般,数学家也必须先去除物质的障碍。”
抽象化的重要性是一项关键的主题,伽利略反复陈述。他曾用更富有诗意的例子取代他的店家比喻。有了抽象化的帮助,他写道:“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会抛下遮掩它们的外衣,以赤裸和单纯的美丽站出来。”
伽利略的论点赢了,此后科学的发展再也不曾回头。数学仍然是科学的语言,因为从伽利略以后,我们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抽象是获得真理的道路z

在科学史上,抽象化是至关重要的。抽象的能力使得人们可以在周遭的混乱中找出背后的秩序。在物理学的例子中,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无关紧要。较少的细节意味着更深入的了解。无论丢石头的人是穿着丝绸的美女或是衣衫褴褛的顽童,石头都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落下。这颗石头是钻石或大块砖头也亳无影响,更遑论它是在昨日或一百多年前、是在罗马或伦敦落下。
物理学所需要的能力是从细节中找出普遍性。就像是正在着手解决几何问题的人,不会考虑这个三角形是由铅笔还是由墨水绘制的一样,寻求如何描述世界的科学家对于真实存在但无关紧要的无数细节同样不予理会。

多年来,天象似乎与开普勒为敌。他在贫病交加、寂寞的环境中成长。他的童年,根据他稍后汇整的故事,是一长串的苦难(“我是早产儿……我几乎死于天花……我不断地遭受皮肤疾病侵扰,通常是严重的疮伤,往往来自我脚上慢性腐烂伤口的结痂”。他居无定所一直到二十几岁,因为生来聪明,加上动辄与人争吵、敏感、防御心重的态度,他不喜欢与他人往来。“那个人从各方面看来都像是条狗”,他写道,出于某些原因,他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描述自己。“他看上去像是条小型大…他喜欢嘴骨头,吃干的面包屑,对于所有见到的事物都显得如此的贪婪。
开普勒这个人聪明却不安分,在令他感兴趣的事物间穿梭。占星术、天文学、神学、数学都深深吸引了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物彼此相关,他能感觉到却无法明确表达。大学毕业后他设法找到高中老师的工作,但他的学生们发现他授课杂乱无章,很难理解,所以很快地他的教室里几乎空无一人。然后,在某个炎热的夏日,当他在教授天文学的时候,开普勒“我发现了!”( Eureka!)的时刻到来了。一直到他生命的终
点,他都会记住这个瞥见上帝蓝图的瞬间。
那是1595年7月9日。24岁的开普勒狂热地相信哥白尼关于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学说。

牛顿和其他17世纪的科学家分享了希腊人的观点,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基本信念,即世界是上帝用字宙密码所设计的个迷。套用当时一位著名作家的话,他们的任务就是解开“奇怪的密码”。希腊人也曾怀着同样的野心,但新兴科学家们具有他们的前辈所缺乏的优势:首先,对他们来说运用数学研究运动并非禁忌;其次,他们能用计算器进行研究,这是数学兵工厂里一项闪闪发光的新武器。
认定迷团一定能够解开,这个牢不可破的信念与他们的成就同等重要,因为这点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会坚持完成填字游戏,如果他们担心字列当中可能夹杂着无意义的文字的话。自然提出的挑战远大于任何填字游戏,而只有上帝出于公平起见提供的特定知识,才能使科学家们年复一年地挣扎于理解这项游戏。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众多17世纪的知识分子专注于追求完美而抽象的秩序,避谈周遭的战争和传染病。伟大的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差一点就逃不过后来被称为“三十年战争”的宗教战争。他有一位亲近同僚先是被开膛剖肚与分尸,然后被割掉舌头。他的头被尖棍刺穿,与其他“叛徒”腐烂的头骨一起公开展示达十年之久。
开普勒来自德国的村庄,他在世的时候,村里有数十名妇女因被指控是女巫而遭到火刑。他74岁高龄的母亲也被指控施行巫术,在等待审判期间被锁链拴住监禁。她对邻居的饮料下毒;她要求一名挖墓者取得她父亲的头骨用来作为高脚酒杯;她对某位村民的牛下蛊。开普勒花了六年的时间为她申辩,同时完成一本名叫《世界的和谐》( The Harmony of theWorl)的书籍。“当风暴肆虐船只将沉,”他写道,“唯一值
得我们去做的是将和平的研究定锚在永恒的土地上。”

对于希腊人而言,“数学”这个字词引发的联想与我们大多数人有很大的差异。数学的任务并非将一串数字相加起来或是计算出鲍伯和汤姆合力工作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油漆完个房间。数学的目的是要找到永恒的真理洞察世界的抽象架构然后证明其有效性。“数学家创造模式就好比是画家或诗人,”20世纪著名的数学家,同时也是希腊观点的热诚支持者G.H.哈代(G.H. Hardy)如此写道,“如果他的模式比其他人更为持久,那是因为他的模式是由想法所创
造的。”

答案正在那里等着被发现,这份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撑他们度过无所得的年岁。但数学是一位狠心的女子,对追求者的痛苦漠不关心。只有那些曾经徘徊迷失的人才知道当中的苦乐酸甜,爱因斯坦写道:“经年累月在黑暗中摸索真理的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获知真理的强烈愿望以及自信与自我怀疑的不断交替,会持续到你终有突破获致清明的理解。”
迷惑爱因斯坦及其同侪科学家的抽象真理,是日常生活世界以外的领域。几个世纪以来,横亘于日常世界与数学领域之间的深沟从来就只是诱惑而非障碍。现代哲学家与数学家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很多年后回忆起当他还是一名忧郁的16岁少年时,他独自散步“去看日落并考虑自杀。但是,我并没有自杀,因为我希望对数学有更多的了解”。
埋首数学可以逃离世界同时思索世界的秩序,这是它特有的吸引力。“所有逃避现实的方式中,”数学家吉安一卡罗·罗塔( Gian-Carlo Rota)指出,“数学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所有其他逃避现实的方式—性爱、毒品、兴趣爱好…无论何者——相形之下都是一时的。”数学家们先是从肮脏、危险的世界中抽身,然后他们还相信,借由独立思考的方式,他们已经为世界的知识库添加了新发现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只是新的,还必定是永久成立、不容挑战的。“(数学家的)创作肯定会继续下去,”罗塔写道,“除了重申他的信心,他并没有其他追求的目标。”这是令人兴奋的、诱人的事业。

几十年后孟德斯鸠这么写道,“这个上帝会有三
条边。”
牛顿和其他人会将孟德斯鸠的这种看法视为笑柄。他们描述的是上帝的创造,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数个世纪以后,即便是像爱因斯坦这样具有革命性的伟大心灵仍持有相同的看法。
在一篇论及自然法则的文章中,数学家雅各布·布朗劳斯基( Jacob Bronowski)提到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爱因斯坦提出的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布朗劳斯基观察认为,“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当答案也很简单时,你会听到上帝的思考。”
像布朗劳斯基这样的现代科学家,“听到上帝的思考”只是一种华丽的修辞。但是伽利略、牛顿和其他17世纪的伟大人物都曾表达相同的想法,而且他们是真心这么认为的。

数十年前,哥白尼就曾将地球推离舞台中央,激发了类似的问题与担忧,但受影响的是小众。伽利略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几乎无人能弄懂数学推论,但人人都可以利用望远镜观测。不过无论是由哥白尼或伽利略担任说书人的角色,故事都是一样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是位于宇宙任意角落的一颗普通行星。
去除地球的特殊地位,始终被当作对人类骄傲的一大打击。例如,弗洛伊德著名的主张就提到,现代历史上有三位思想家对人类的自尊产生了巨大的打击。他们是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本人。达尔文证明人类不过是动物,弗洛伊德指出我们看不到自身的动机。而第一个打击则来自哥白尼,他将人类推下荣誉的王座。
弗洛伊德的说法当中有个关键部分几乎是完全错误的。在哥白尼和伽利略之前,人们一直相信他们自己是住在宇宙的中心,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中心是个可耻的、退化的地方,并不高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地球都是卑微的,天堂遥不可及。人们占据着“世界的污泥与浊水”,蒙田( Michel deMontaigne)还写道,“是宇宙最糟糕、最低等、最没有生气
的一部分,就像是房子的底层”。

宇宙的大门已经敞开了,乐观主义者跨过门槛在无边无际中徜徉。“当天空是布满星星的蓝色拱门时,我认为宇宙过于狭窄封闭,”“法国作家伯纳德·德·丰特奈尔在他提出新信念、广受欢迎的作品《论世界的多重性》(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中极其喜悦地说道,“我几乎要因为缺氧室息;但现在世界的高度和宽度都已增加,当中还有成千的星旋加入。我开始能更自由地呼吸,并认为宇宙与先前相较更加辉煌。”
但一望无际的宇宙向我们招手,也引发某种让人害怕颤抖的广场恐惧症。行星不过是漂浮在黑暗无尽穹苍的灰尘,这个景象吓坏了许多人,帕斯卡所言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害怕”,他这么指出,他似乎看到人类的寂寞旅程,类似于船员漂浮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在无边无际中的人是什么呢?”帕斯卡问。

伽利略老谋深算地决定突出望远镜的战争和商业价值,但这一点也是必要的。伽利略有着雄心壮志。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真正的发现来自仰望群星,而非远眺海面。这意味着,需要诱使世人相信自己可以信任这种崭新、神秘的发明所揭示的景象。1611年,他在罗马将望远镜指向一座远方的宫殿,“我们能轻易计算每一扇窗户,即便是最小的也不遗漏”。将望远镜
瞄准远处的木牌,“即便是字母之间的句号我们也能分辨”。
因此,望远镜提供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它能揭露远处物体的真实面貌。透过光与镜片间巧妙或奇怪的比例,这东西不知何故像是变戏法似地呈现景象。如果伽利略单纯地将他的望远镜指向天际,没有先前的这些暖身预备,怀疑论者可能已经拒绝相信他声称看到的奇景。(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人拒绝使用望远镜,就
像今日有些人可能还是会回避使用所谓的车身电子稳定系统。)

“许多贵族和参议员虽然年事已高,仍不止一次地登上威尼斯最高教堂的塔顶,”伽利略指出,“观看远方的船只,它们的距离是那么遥远,若是少了我的观察镜(spy- glass),需要两个小时的寻找才得以看见大船入港的景象。”这项发明在
军事上的用途并不显著,但伽利略确保没有人可以忽视这点。他指出,望远镜让使用者“和一般的时候相比,老远就能发现敌人的船只,这表示我们能在自身被发现前两个小时就可以侦测到对方。”
伽利略的名声水涨船高。参议员们兴奋于他们所看见的景象,立刻将伽利略的薪水加倍,并向他提供帕多瓦的终身教职。(伽利略促成这一切发生的方式是奉送参议员们精心制作的望远镜作为礼物,这一次不是单调乏味的细管,而是由红色与棕色皮革装饰的华丽仪器,就像是镶金线的精装书本。)

一直以来,人类理所当然地是宇宙的中心,世界为了我们的利益运行。这样的想法已经不复可行。在新的世界图像中,人不再是创作的巅峰,而是后来添加之物。少了我们,宇宙仍将以几近完全相同的方式继续运行下去。天空中的星星依循着轨道,无论人们是否曾经注意到,这些轨道都不会改变。在这场宇宙大戏中,人类的角色是一只嗡嗡作响的苍蝇,围绕着华丽的古老大钟打转。

虽然牛顿和莱布尼茨同样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思想,他们之间却没有交集。问题在于他们侧重伟大上帝的不同面向。牛顿强调上帝的旨意,他有能力在他选择的任何时间做出任何举动。莱布尼茨则聚焦在上帝的智慧,他能够准确预见每一件可能事件经过漫长时间后将如何收场。
这些杰出而虔诚的人都被自己制作的陷阱困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过度解释了。牛顿最想做的是将上帝描绘成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但牛顿的学说让宇宙看似自行运转,尽管他的抗议与此相左。在他的学说中,上帝像是缺席的领主。另一方面,莱布尼茨则将全知全能的上帝这样的概念当作牢不可破的原则。当中隐藏的陷阱使拥有这些特质的上帝别无选择,只能打开开关让我们的世界精准运作。
问题是,两人都被指控有罪,也都不肯认罪。坚持捍卫站不住脚的立场,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