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转行了,律师这个职业也在变化,不过即使他留在这个行当,也很有可能并不如意。现在律师赚得比以前多得多,不过享受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我认为许多律师现在对自己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又爱又恨。毫无疑问如今你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保持和客户之间的传统关系,”博思威克说,“因为在法律业里情况变化很大。如今在这个行当,你一定要同时是个优秀的律师和商人才能生存下来,以前你只需要做一个有良好价值判断能力的好人就行了。

圣诞节或是生日的时候,他通常都是写一张支票或者给现金,只有很少几次例外,”莫莉说,“对于他来说上街购物是非常可笑的想法。他总是给我们买他最爱的布克兄弟的礼券让我们去挑礼物。还有一次他忽然对一种公文包着了迷,就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个。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他说:‘我毕业啦。你要是能给我买块表就最好了。’他从文件堆里抬起头说:‘对啊,那很应该。去自己挑一块手表然后把账单给我吧。’当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他又一次抬头说:“记得让他们刻上字:来自你亲爱的父亲。’他就是这样一种爸爸。我在法学院的第年,住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剑桥双人学生公寓里,暖气少得可怜,室友整个冬天都站在火炉旁边取暖。我拆开爸爸寄给我的包裹,里面是四个人的大头照片,装在精致的相框里,分别是我曾爷爷、爷爷、爸爸和我自己的高中毕业照,还有行他亲笔写的小字—来自爸爸的爱’。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奇程度
不由得紧紧抱住了那个相框。”

1967年加州理工单元售罄后,查理和布思接着开始在帕萨迪纳一条宽阔的橘子林大街进行开发,这条街上的上上个世纪的房屋已经几乎被公寓楼蚕食。在这个项目上,他们吸收了加州理工公寓项目的经验和教训,赚得更多更快。
查理和布思注意到在第一个项目中底楼的公寓很快就售完,但是楼上的单位却卖得极其缓慢。他们决定下一个项目造平房,标价也和低密度土地使用率相对应。虽然价格很高,单层的平房还是很快就卖完了。芒格在第三、第四、第五个
项目都坚持单层计划,不论地产市场潮起潮落,他们的房子总是能挣钱。

虽然那时芒格已经去过好几所大学,上过好几门高等课程,他还没有拿到过一个大学学位,但这并不能阻挡这位22岁年轻人的勃勃雄心。1946年在他从部队退伍之前,查理就和父亲一样申请了全美国最古老也是最优秀的学校-一哈佛法学院。查理遵循了家族传统,而且考虑到他的水平,尤其是在某些方面的特别欠缺,法律看来是他的最佳职业选择。

“军队进行过两项考试,”他说, “一项是智商测试,还有一项是动手能力测试。我的智商分数非常高,而动手能力则得分很低。这也印证了我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事情:我的空间分析能力跟其他能力相比非常弱。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去做外科手术,绝对成不了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我爸爸最好的朋友戴维斯医生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我敢保证在我所欠缺的动手能力上他会得分非常高。”

芒格为他们的友谊带来的不只是伙伴情谊。虽然巴菲特从格雷厄姆一纽曼组合那里承接了一些投资者,而他本人也在内布拉斯加州奔走筹款,芒格在加利福尼亚宣传巴菲特的高超投资技术,为他带来几百万的本金。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伯克希尔早期的成功主要来自对蓝筹印花、喜诗糖果以及其他一些加州公司的收购,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由芒格和他圈子里那些西海岸投资人发现的。

虽然在奥马哈的时候查理住的地方离巴菲特家只隔几个街区,他十几岁的时候也曾在巴菲特家的店里打过工,然而6岁的年龄差距令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交圈中。尽管如此,相同的兴趣还是把两人立刻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你把查理和沃伦当成小男孩,他们是非常像的,”芒格最大的女儿这样说道,“他们有相似的父母,相近的价值观,而且还住在同一个镇上。两个人之间有以上任何一个相同点就足够发展一段友情了。”
芒格和巴菲特还有其他的共同之处。“和沃伦一样,我对于致富也非常狂热,”查理说,“并不是因为我想要买法拉利—我想要的是可以独立的能力,对此我非常渴望。我认为给别人开账单有损我的尊严,虽然我不知道这种想法从何
而来,但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从他们开始买入蓝筹印花到这家公司并入伯克希尔的这段时间里,巴菲特和芒格缓慢而稳妥地巩固了他们的合伙人关系。从来都没有一份书面的合同来定义他们合作的条款。芒格和巴菲特只是凭着信任一路向前。
”对我们这些成为律师的人来说,”温迪·芒格说,“从他的经商生涯中学到的宝贵一课就是不要和自己不信任的人做生意。如果没有信任,经济条件如何根本就不相干。大多数人只会考虑经济问题,认为当自己和一个不信任的人交易的时候合同会帮你把关。你一定要和高水准的人做生意—和他打交道的都是这类人。”
查理也用这种方式说:“永远不要和一头猪玩摔跤,因为如果你这么做了，你们两个都会变脏,但是猪会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