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象彻底洗了脑,于是因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块太小而觉得受了欺骗。（吉丽•库柏《等级》）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会暴露他们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无论一个另类从事何种工作,他都会阅读大量的书籍。他们把读书看作人生体验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这部分和阅历同等重要,而且相较阅历更为有趣。另类从不参加任何读书俱乐部。由于他们完全依照自己的喜好挑选图书,所以人们常听到他们抱怨当地书店经营者的眼光是如何媚俗,如何不可救药。另类的读书兴趣极为广泛,他什么样的书都读,有时甚至会翻翻畅销书,但他们读这种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看里面是否还像以往一样充斥着陈词滥调。

贫民阶层似乎希望以自己生气勃勃的喧嚣,以其音调、速度和节奏来博得他人的恭维。中产阶级出于对被取笑和失败的恐惧,在社交场合绝不会有这种表现,“让贫民阶层去表现吧,他们反正就那样了。”噪音是夸大其辞的形式之一。上层迄今仍认为出售(不论什么)是种粗俗的行为,原因是促销商品的方式主要与夸大其辞有关。因此,发音尽可能轻而短促是上层人士的作风,而贫民阶层总是喋喋不休地把每件事重复上两三次。“嗯。”是上层人士常说的一个完整句子。

罗森随即整理出一套恰如其分的、伪社会科学性质的“模糊或虚饰指数”,目的是量化委婉语和代词之间的关系。指数值越高,音节的数目就越多,委婉语修饰的成功率也就越高罗森的算术细节当然与我们无关,我们只须注意,在“福普指数”( FOP Index)当中,把 prostitute(卖淫者)一词与 whore((妓女)一词等同的指数是24,跟 harlot(娼妓)一词等同的指数是1.4。在罗森的“福普指数”中,数值最高的说法来自一位前內阁成员对他家厨娘的称呼:“秘书个人助理(特别活动)”,指数高达17.8,估计接近永久不败纪录。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爱德华,费斯克提出的“选择”信息,恰恰表明真正进了大学的年轻人数目,将总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三左右,其他人只是在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

我干脆把这项活动称作旅游观光业。各个社会阶层都是这个行业的牺牲品,但贫民阶层受害最浅。这似乎更多地是因为他们惧怕这项活动可能提供他们不熟悉的新花样,而花不起钱倒要退居其次。所有能够预想到的东西就是他们想要的,而不是那些让他们始料不及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旅游业现在能提供的,恰恰就是所有可以预想到的东西。

真正为食品本身做的广告没有几个,而助消化的广告倒是满天飞,这么大量的地方性消化药广告,在我看来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至少我没有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或德国看到过。只有美国会为了穷人的需要发展起一个庞大的、价值亿万美元的垃圾食品工业,然后再用庞大的垃圾药工业去征服垃圾食品造成的祸害。

放映图片的幻灯机是中产阶级起居室的必备之物,差不多和《国家地理》杂志一样受欢迎,因为这玩意儿能够代替交谈。它没有观点,令人愉快,是消除争论之忧的灵丹妙药。中产阶级对思想意识的忧虑,明显地流露在他们中流行的一个词“好品味”当中,这个词儿的意思按照罗素·林内斯的解释就是:“绝无冒犯,毫无特点”。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现今崇英阶层生活格调的种种反讽意味。在英国称雄世界的19世纪,势利之辈模仿英国时尚当属自然之举。势利之辈如今依然这么做,却并非由于英国强大,而是由于其衰弱腐朽。拥有和陈列英国物品会显示一个人的尚古之情,上层和中上阶层的品味也因此得到确立,于是会有格子呢裙、设得兰毛衣、哈里斯花呢外套、巴宝莉风衣、军团式领带。中产阶级以上的普通美国男性一般认为,“衣着得体”意味着你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像五十年前老电影中描绘的英国绅士。最高阶层中的年轻一代总要学习骑术,因为最好的社交装备和附属饰件是从英国进口的。最高阶层的食物亦与英式食物风格相似:淡而无味、松软黏糊,而且少有变化。中上阶层的周日晚餐菜谱也是英式翻版:烤肉、西红柿和两样蔬菜。

社交场合最糟糕的表现莫过于:当你应该显得不修边幅时却很整洁,或者当你看上去应该邋里邋遢时,你却一身笔挺。打个比方,擦洗得一尘不染的汽车,是贫民阶层万无一失的标志,社会地位高的人才敢开脏车。这就好像在大街上,等级高的人们可能会把文件塞在一个粗糙的棕色纤维文件夹里,文件夹已经不太平整,可能还被汗水渍湿了,但绝不会装进精美、带亮闪闪黄铜饰物的皮质公文包,这样的东西确定无疑是中产阶级的标志。

大部分时间被当作奴隶对待的中产阶级,对实力和成就抱有一种狂热的错觉,实在是不足为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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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另一个标志是迫切要让自己从属于什么的欲望,以及他们用购物等机械行为满足这一欲望的方式。“俱乐部”和“协会”等用语(例如在“每月一书俱乐部”、“文学协会”等称呼中)总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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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中谁也不敢想象有人会在下午——而非夜晚——性交。很显然,夜晚才是事务缠身、行为庄重的公司职员行此举的正确时间。

“地位恐慌”是最具中产阶级色彩的焦虑形式,所以他们才需要申请越来越多的信用卡,订阅《纽约客》杂志,因为他们估计这表现了中上层阶级的品味。中产阶级对这份杂志,或其中的广告的热爱,恰好印证了米尔斯对他们的描绘:“不从更高的社会环境借来地位,他们就会不得其所。”

美国的上层与所有贵族共享一种一望而知的特性:他们对形形色色的思想无动于衷,毫无兴趣(这也是“看不见的顶层”的标志,科尼里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拙劣的文字表演就曾证实过这一点)。马修·阿诺德之所以把他们称作“野蛮人”,正是由于他们对思想的漫不经心。他明确地将他们的安详归咎为“从来不让任何人的思想烦扰自己”。

作家吉丽库柏( Jilly Cooper)在她的《等级》( Class,1981年)书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会图景:“有负疚感的”人和“被欺骗的”人。她写道:

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象彻底洗了脑,于是因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块太小而觉得受了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