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认为，秩序与其说产生于对国际利益的追求，不如说产生于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 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源于承认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
生存的保障正是源于整体利益。

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查理五世去世时,巨大的变革已经打破了中世纪的政治和宗教秩序,同时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他们开始从全球角度而不是区域角度看问题。

杜鲁门以后历任美国总统致力于捍卫的国际大家庭反映了一项美国共识：不断拓展合作型秩序，各国遵守共同的规则和准则,实行自由经济体制,誓言不再攫取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建立参与型的民主治理体制。来自两党的美国总统始终敦促—常常是雄辩地力促—他国政府同意维护和促进人权。在很多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捍卫这些价值观,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境况。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国完全应该加强欧盟,防止它一步步滑入地缘政治真空。美国若在政治、经济和防御上与欧洲分家,就地缘意义而言,就会成为欧亚大陆对岸的一个岛国。欧洲自己可能也会成为亚洲和中东势力范围的附庸。

沙皇与中国的皇帝有个重要区别。中国人认为,中国皇帝统治子民靠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俄国人则认为,沙皇维系其统治靠的是一种能力,一种以不容他人挑战自己权威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让所有旁观者深深感受到俄国这个国家无比强大的能力。中国的皇帝被视为优越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吸引他国人民“向化”。沙皇则被看作俄国抵御环伺之敌的象征。中国的皇帝因其圣明仁厚受到称赞。而19世纪的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把沙皇的严酷看作是他响应内心召唤的表现。

法国大革命显示,各国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之大超过了外部入侵。


社会上的种种怨愤情绪汇聚起来冲击毫无警觉的政权之日,也是革命爆发之时。革命同盟越广泛,摧毁现政权结构的能量就越大。变革波及范围越广,重建权威时就越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否则社会就会走向解体。恐怖统治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革命固有的特征。

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控制既有的秩序框架而相互角逐。王朝更选,江山易主,但每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均自称是在正统地重建颓败的合法体系。欧洲大陆没有类似的经历。罗马帝国的统治结束后,欧洲秩序的最大特征就是多元化。

以上秩序中的任何一个均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动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对现有安排的合法性达成的共识并不能预先阻止竞争或对抗,但有助于确保竞争或对抗是在现有秩序范围内做出的调整,而不是对现有秩序构成根本性挑战。均势本身并不能确保和平,但均势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并运用得当,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战的规模和频率,并在出现根本性挑战时加以抑制。

世界秩序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国际秩序是指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均势——应用这些理念。区域秩序指同样的原则用于某一具体的地理区域。

当年世界秩序的概念只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已知的地理范围。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秩序概念也是一样,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技术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体系的运作。由于缺少可以不断保持互动的手段,又没有一个可以衡量不同地区实力大小的框架,每一个地区都把自己的秩序视为独一无二,把其他地区视作“未开化之地”,这些地区的治理方式与自己的既有体系毫无相似之处,与既有体系的构想毫不相干，只是对既有体系的一种威胁。每一种秩序都把自己界定为合法组织人类社会的标准模式，好像自己在治理眼皮底下的领土时，就是在号令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为结束自己大陆上的战祸所做的努力预兆并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评判,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寻求通过多样性和克制渐渐生成秩序。

因此,当代世界的形态大致是在欧洲形成的:一批多元化政治单元探索用于管控自身行为,减缓冲突的中立规则,它们中间没有一方强大到可以战胜所有其他对手,很多政治单元信奉截然不同的哲学,或者有自己独特的信仰。

我们频频听到各方面的呼声,促请各国在一个共同的体系内“尽自已应尽的一份力量”,遵守“21世纪的规则”,抑或充当一个“负责任的利益假关者”。这反映了该体系没有一个各国均认可的定义,对什么是“应尽的”力量也没有一致的理解。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区在这些规则的最初制定上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它们对这些规则提出质疑,明确表示要推动修改这些规则。今天“国际社会”一词在各种场合出现的次数之频繁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然面从这一词中却看不出任何清晰或一致的目标、方式或限制。

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就是这一远见的象征。1981年,安瓦尔·萨达特最后一次访问华盛顿时,邀请我次年春天去埃及参加以色列把西奈半岛归还埃及的仪式。接着,他停顿了片刻后说:“别来参加庆典,那样太伤害以色列了。过6个月后再来,你我一起开车去西奈山顶。我计划在那里建座清真寺、一座基督教堂和一座犹太教堂,象征我们需要和平。
1975年以色列和埃及达成有史以来第一项政治协议时,曾担任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伊扎克·拉宾是总理。后来,他又和当时的外交部长,曾任国防部长的西蒙·佩雷斯一起在1994年和约旦谈判达成了和平协定。1994年7月,在以色列与约旦达成和平协定之际,拉宾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一起出席了美国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
今天,我们在打一场没有伤亡、没有流血、没有痛苦的战斗。这是唯一使人乐于参加的战斗,那就是争取和平的战斗
我们的万书之书《圣经》在237处以不同的说法
提到和平。在作为我们的价值观和力量源泉的《圣经》里,《耶利米书》中有一段对身为母亲的辣黑耳的哀歌：“
要止住痛哭,不再流泪,因为你的辛苦终必有报——上帝的断语。”
我不会止住为死去的人的痛哭。但在今天这个夏日,在万里之外的华盏顿,我们感到我们的辛苦正如先知所预言的,终必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