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给予”最重要领域并不在于物质领或,而在特的人文的领域（human realm）。一个人给了另外一个人什么呢?他可给出了他自身,他最可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要为别人牺自己的生命——而是他把他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了别人；他给了别人他的欢乐、他的兴趣、他的理解、他的知识、他的幽默以及他的悲伤一简而言之,他给了别人他身上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

通过创造性工作达到的和谐统一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和谐。通过纵欲狂欢达到的统一是暂时的。通过顺从同一而群体人达到的和谐统一也是虚假的。因此,这些答案对人类的存在问题仅仅算是部分的回答。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全面的回答是要在于人际和谐,在于彼此之间的融合,在于爱。
这种对人与人之间融合为一的渴望是人身上最为有力的动力。它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激情;是一股把人类结合为氏族、家庭和社会的力量。没能达到这一点就意味着精神错乱或者毁灭—一自我毁灭或毁灭他人。

这种日益增长的要求消除所有差别的倾向跟在大多数先进工业社会中正在发展起来的平等概念以及实践紧密相关。平等”( equality)这个概念在宗教中意味着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人与神本质的一部分,都是一体的( we are all one)同时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应该得到尊重:意味着,虽然我们是一体的,但我们每个人又都是一个独特的实体,是自成一体的小宇宙。

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致的需要。他们生活在幻觉中:他们遵从自己的看法和倾向,他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自己的看法跟多数人的看法一致,这仅仅是纯属巧合而已了。全体一致恰恰被他们用作“他们”观点正确的佐证。既然还有体验自己个性的需要,所以,一些微小的差异被用来满足这种体验个性的需要。如在手袋或毛衣上绣上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银行里挂上自己的名牌,属于民主党反对共和党,属于麋社(Eks)而不属于圣坛( Shriners)社,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个性差异的表达形式。广告标语上写的“这个大不一样”揭露人们想要差异的需要,尽管在现实中,这些差异荡然无存。

这个问题之所以从古至今一成不变,因为它产生于同样的根源:即人的境况,人类存在的诸条件。但对如何克服疏离感的回答却是各不相同。人可以通过动物崇拜、人祭或军事征服、纵情享乐、禁欲出世、狂热的劳动、艺术创造,通过对上帝之爱和对他人之爱等方式,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如果我真的爱一个人,那么我就会爱所有的人,我就会爱这个世界,爱生活。如果我能对一个人说:“我爱你”，我也必定能说：“我因为你而爱所有的人,我透过你爱整个世界,也爱我自己。”

作为爱的一个要素的了解是要洞察到事物的核心,而不是皮毛。要想达到这种了解程度,我只能超越自己的关注点,而完全从对方的立场出发。譬如:我知道这个人正在生气,即使他没有公开表露出来;但我还可以知道得比这更深;他很焦躁,也很担心;他感到孤独,感到负疚。这样我就明白他生气只是他内心更深层的表象而已;我把他看作一个焦躁、身处困窘之境的人,一个受苦受难的人,而不是一个大发雷霆的人。
了解同爱的问题之间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关系。想跟另一个人结合以超越自我幽闭状态,这一基本需要同另一个人类欲望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人类欲望就是想知道“人的秘密”。生命仅从其纯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个奇迹,一个秘密;在人性方面,每个人对自己和对他人来说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秘密。

爱是一种主动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被动性的情感。它是一种“自足”( standing in),而不是一种“追索”( falling for)。一般来说,可以用首先是一种给予而不是索取,来描述爱的特征。

在把顺从同一作为摆脱由疏离所产生的焦虑感的一种方式外,在当今社会中,还必须得考虑到我们社会另个因素:工作的成规化以及快乐的成规化。
人变成了一个“九至五点”的人。人是劳动力的一部分,或者是职员和经理官僚式动力的一部分。他几乎不需要有任何主观能动性,他的任务由劳动的组织规定好了;阶梯上层和阶梯下层也几乎没有差别。他们都在完成由整个组织结构所规定的任务,按照规定的方式,也按照规定的速度。甚至他们的各种感情也是规定好的:快活、宽容、可靠、雄心以及同每个人都能无摩攘相处。他们玩笑甚至也是成规化的,虽然表现得不像其他的感情规定的那样彻底。阅读的书籍是由读书俱乐部挑选的;看的电影是由电影院及剧院老板和他们出钱登的广告所选定的;剩下的也都一样:星老板和他们出钱登的广告所选定的;剩下的也都一样:星期日出去兜风、一起看电视、玩牌和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从生到死,从星期一到下个星期一,从早上到晚上——所有的行为都是成规化和预先制定好的。
请问:一个被弄到这么一个罗网中的人如何才能不忘掉他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个人,一个只能活一次的人,一个带着希望与失望、悲伤与恐惧,怀着对爱的热望、对虚无与疏离深深畏惧,只能活一次的人?

就是在当今的西方社会,群居也仍然是克服孤独感最为广泛采用的方法。在这种结合中,参加者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融于其中了,参与者的目的是完全地属于群体。如果我与任何个其他人完全一样,如果我的感情、思想与他人毫无二致,我在衣着、习惯和看法方面都与这个群体模式完全相同,那我就得救了,从恐惧孤单的体验中得救了。

只要这种狂欢状态是一个部落的集体行动,那么就不可能引起焦虑感或罪恶感。这样的一种行为是“正确的”,甚至是一种美德,因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会参加的公共活动,不仅得到医生和祭司的支持,甚至他们还命令此事;因此参加者也没有理由感到羞愧或有负罪的感觉。
但是对于生活中已经不再拥有这种仪式的文明中的人来说,如果也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克服自己的疏离感,那就大不相同了酒精中毒(也就是醉酒酗酒)和毒瘾是生活在一个非集体狂欢文化中的个人所采取的逃避孤独疏离感的方式。跟生活在集体性、模式化地狂欢文化的人相反,采用醉酒与吸毒方式来排解孤独的这些人怀有深深的负罪和自责。当他们求助于酒精和毒品去克服疏离感的时候,在他们这种狂欢的体验之后,感到的却是更加严重的疏离与孤独;而且,从此以后,他们将更经常地、更强烈地向酒精和毒品求援。跟酒精和毒品稍微有点不同的是性狂欢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纵欲是克服孤独感的一种自然和正常的方式,也是一种较为人们所偏爱的方式。对许多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减轻孤独感的人来说,追求性高潮实际上跟酗酒与吸毒并无多大区别。想借性纵欲来使自己克服由于孤独而产生的焦躁感,变成了一种令人绝望的努力。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不断增长的孤独感,因为没有爱情的性行为即便能暂时起点作用,最终也无法弥合两个人之间的沟壑。

达到这一目的——摆脱疏离感——的一种途径在于各种各样的狂欢状态( orgiastic states)。这些狂欢状态可以采取自我促成的恍惚情形,有时候可以借助于药物的帮助(毒品等精神麻醉剂)。许多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提供了这种解决方法的活生生的画面。在短暂的极度兴奋中世界消失了,与世隔绝的疏离感觉也随之消失。如果是集体的迷狂纵欲,那么参加者还会体验到一种与集体他人融合无间的感受,这样就使效果更加明显。

人拥有理智；人是生命，一种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生命。人意识到自己，他人，人的过去和发展前途的可能性。人对他的单一存在的觉悟，对他短暂生命的觉悟，人意识到生不由己，死的必然，人知道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意识到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威力自己的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特殊和孤寂的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监禁。如果人不能从他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和打碎这一监狱，如果他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他人或周围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就会疯狂。
经历过孤寂的人必然会有恐惧感。实际上孤寂感是每种恐惧的根源。孤寂意味着与外界没有联系，不能发挥人的力量，意味着一筹莫展，不能把握世界，事物和人；意味着世界把我淹没，而我只能听之任之。所以孤寂是引起强烈恐惧感的根源，同时孤寂还会引起羞愧和负罪的感觉。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吃了辨别善恶之树的果子后，他们就不再顺从上帝(只有在自由地变得不顺从时，才会产生善恶)，他俩就脱离了动物界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从而成为人。当他俩作为人诞生后，“这才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感到很是羞愧”。难道我们还应该用十九世纪拘泥的道德观去解释这一古老、基本的神化，即这个故事是要我们相信，亚当和夏娃之所以羞愧是因为他俩都看到了对方的性部位？这种解释肯定不对。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这一故事，我们就忽视了主要的一点，那就是：男女在意识到自己和对方后，也就意识到了他俩之间的区别和距离，知道他俩属于不同性别。由于他们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他们就相互陌生起来，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去爱对方—亚当把责任推卸到夏娃身上，而不是试图为夏娃辩护这一事实就证明这一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又没有通过爱情去达到新的结合—这就是羞愧的根源，同时也是负罪和恐惧的根源。

如果我确实爱一个人，那么我也爱其他的人，我就会爱世界，爱生活。如果我能对一个人说：“我爱你”，我也应该可以说：“我在你身上爱所有的人，爱世界，也爱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