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回到你问的问题。请再问我一次。”
“我的病治好了吗?”
“没有。你与众不同,却希望与别人一样。我觉得,这可称得上是一种恶疾了。”
“与众不同这个病很严重吗?”
“希望与别人一样才是个严重的病,会引发神经官能症、精神病和妄想症。强迫自己与其他人一样才是个严重的病因为这既违反了人的天性,又对抗着神的法则。在世界的每座森林里,每棵树木上,神创造的每片叶子都不尽相同。但是你却觉得与众不同是一种疯症,因此选择维雷特来逃避。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你也就变得与别人一样了。对不对？”

“你去过佛罗伦萨吗?”
“没有。”
“应该去,反正离得也不远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就在那里。佛罗伦萨的主教堂里有一座钟,漂亮极了,是一四四三年由保罗乌切洛设计的。这座钟很奇怪,它可以指示时间,这一点和其他钟都一样,但它的指针却是朝着逆时针方向走的。”
“可这一切与我的病有什么相干?”
我马上就会讲到了。保罗·乌切洛设计这座钟的时候,本身并不想标新立异。在那个时代,一些钟就是逆向走的,而另一些是顺时针,就像今天的钟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因为大公已经有了一座顺时针座钟,并被认定为唯一的走向,这样,乌切洛之钟便成了颠覆与疯狂的象征。”

“而另外一些事,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它应该那样,它便越来越向那样发展。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为什么打字机的键盘会以那种方式排列,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我从来没想过。”
“这种键盘我们称之为 QWERTY键盘,是用第一行的字母排列方式命名的。我想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后来终于找到了答案:第一台打字机是克里斯托弗·肖尔斯于一八七三年发明的,目的在于改进书写。但是使用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们飞速打字时,键会挤在一起,机器也不能动了。因此肖尔斯设计了 QWERTY键盘,一种迫使打字员慢点打字的键盘。”
“我不相信。”
“但这是事实。后来,当时还是缝纫机制造商的雷明顿公司制造自己的第一批打字机时,采用了 QWERTY键盘。这样,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学习这种打字系统,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生产这种键盘,终于有一天它成为了唯一的标准。我重申一遍打字机或者电脑键盘不是为了更快地打字,而是为了打字更慢一些,明白吗?如果键盘上字母的位置变了,那大家都不会买这种键盘了。”

“有两件事,我想请您帮忙。第一件事:给我开一种药,有必要的话,给我打一针也行,只要我可以一直清醒,好好地过剩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我现在很困,但是我不想睡觉。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从前我总是把事情推到将来,因为我以为生命意味着永恒。而等我觉得生命毫无意义的时候,我又对那些事失去了兴趣。”
“你的第二个请求是什么?”
“我想离开这里,在外面死去。我要爬上卢布尔雅那的城堡,从前我总去那里,可是从来没有在近处好好看过它。我想和那位冬天卖栗子春天卖鲜花的大婶说说话。我们总是擦肩而过,可我从来不曾间候她一句。我想不穿外套在雪天里走走,感受屋外的寒冷。从前我总是捂得暖暖和和的,唯恐得了感冒。
“伊戈尔医生,我想让雨水打在我的脸上,我想向对我有兴趣的男人微笑,如果他们请我喝杯咖啡,我一定接受邀请。我要吻我的母亲,告诉她我爱她,在她怀里大哭一场,对于感情的流露,我不会觉得羞愧,因为它一直存在,只是从前被我藏起来了而已。
“也许,我会走入教堂,看看那些雕像,他们从不曾和我说过一句话,但是这次,也许他们会和我说点什么。如果一个有趣的男人邀请我去舞厅,我会接受,我会整夜跳舞,直到筋疲力尽。然后我会与他共度良宵。从前,我也和其他男人在一起过,但不是克制自己,就是装成有感觉的样子,而这一次却会大为不同。我想投入地爱男人,投入地爱这个城市,投入地度完这生命,最后,投入地死亡。”

“看着我的眼睛,千万别忘了我说的话。只有两件事是不能做的。一件是人的法禁止的,另一件是神的法不允许的不能强迫一个人和你发生关系,这是强奸。也不能和孩童发生关系,这是罪中之最。除此之外,你是自由的。总会有个人,他的想法和你的一模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哭了。”维罗妮卡说,“我吃下安眠药的时候,想杀掉一个我憎恶的人。我那时不知道,在内心深处,还有着其他我会去爱的维罗妮卡。”
“人怎么会憎恶自己呢?”
“可能是因为懦弱吧,或者是因为永远害怕犯错,害怕达不到其他人的期望。不久之前我还很开心,忘记了自己被判了死刑。等我记起自己的处境后,简直吓坏了。”

疯子就是不能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就像你置身于外国，你看到一切，你明白身边发生的一切，但是你无法张口，也无法得到旁人的帮助，因为你不懂那里的语言。

她必须做回自己,懂得嘲讽地回击,假装这些冒犯伤害不到自己分毫,因为她高高在上。那群人中哪一位有这般勇气,敢于期盼死亡?那群人终日躲在维雷特的高墙里,又有谁能教导她如何生活?她再也不会寻求这些人的帮助,尽管不得不等上五六日才能去死。

泽蒂卡说“疯子”这个词的时候特别加重了语气,维罗妮卡不由得笑了。不过很快她便感到不安,这里的一切都太正常了,好得过分了。这么多年,从工作地点到酒吧,从酒吧到恋人的床,从恋人的床到自己的房间,从自己的房间到父母的家,就是她的全部生活。而如今,她却有了一种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体验:精神病院、疯狂、疯人院。这里,人们承认自己是疯子,丝毫不觉得羞愧。在这里,没人会中断自己的乐子,只为了向其他人表示好感。
她开始怀疑泽蒂卡讲的话是不是真的。或者,装作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只是疯子的一种策略。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此刻的经历如此有趣,如此与众不同,是她想都想不到的:难道你会想到有人竟然装成疯子,只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吗?

“天很冷,但还是个美丽的早晨。”泽蒂卡说,“灰蒙蒙的天空,有点阴郁,不过很奇怪,在这样的天气我却从来不抑郁。每当这样的天气一来,我就觉得是大自然在赞同我,它把我的心思展露无遗。可是有太阳的时候,小孩子开始在街上玩耍,因为天气好,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而我却难过极了。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却仿佛无法参与其中,这很不公平。”

“我曾看到过一个女人,她目光黯然地走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身上只穿了一件红色的露胸礼服,而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我以为她喝醉了,所以上前帮助她,而她却拒绝了我递过去的外套。”
“也许在她的世界里,那时正是夏天,而她觉得有个人正等着她,因此身体充满了热量。纵然那个人只存在于她的幻想中,她依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或不活,是不是?”

“心脏停跳只意味着一件事,就是肉体的死亡。我不知道你信仰什么宗教,但是——”
“多长时间之后,我的心脏会停跳?”维罗妮卡打断他。
“五天,最多一星期。”
维罗妮卡发现,在专业行为的表象与忧虑关心的神情背后,这小伙子竟因自己的话感到莫大的快乐,仿佛她罪无可恕,是其他人的负面教材一般。
维罗妮卡知道,她的一生里,很多她认识的人都热衷于谈论其他人的不幸,仿佛他们十分情愿伸手相助,实际上他人的不幸让他们很开心,因为这样他们便能自认为幸福,相信生活对他们更加慷慨大度。她厌恶这种人,决定不给这个小伙子机会,不让他利用自己的病情掩盖他的失意。
她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然后笑了。
“那么,我还真没做错。”
“不。”这便是回答。他道出这个悲哀的消息,本来感受到的无穷快乐此刻却消失无踪了。

至于他住院的原因,直到今天连他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时而胆小如鼠,时而胆大包天的异常举止让父母伤透了脑筋;或许因为他想成为“艺术家”,而家里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游离于社会边缘,并在贫贱中死去的最好方法。

维罗妮卡同情这个讲故事的女人,看上去她很想理解姨妈的死因。在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的世界里,该怎么评价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没人能作出评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受的什么苦,或是自己的生活多么没有意义。维罗妮卡想辩解几句,但是插管堵住了她的嘴,让她有点气闷。女人赶过来帮忙。

二十四岁,在经历了可能经历的一切之后——看来可不是乏善可陈!——维罗妮卡几乎可以确信,死亡将终结一切。因此她选择了自杀,这是最后的自由,这是永远的忘却。
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着一个疑问:上帝是否存在?几千年的文明将自杀变成了一种禁忌,一种针对所有宗教规范的抗争:人斗争是为了存活,而不是为了屈服。人类需要繁衍。社会需要劳动力。就算爱情已经不复存在,夫妇二人依然需要一个理由生活在一起。一个国家需要士兵、政要和艺术家。
如果上帝存在——说真的,我并不相信——他会明白,
人类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正是他创造了这片混沌,充斥着贫困、不义、贪念与孤独。他的本意很好,但是结果却不怎么样。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对于想早点离开这个世界的生灵,他应该宽容一点,甚至应该乞求我们的原谅,因为他竟逼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人间。
让禁忌和迷信见鬼去吧!她那位笃信宗教的母亲说:“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上帝没有不知道的事。”那么,在他把她安放于人间的一刻,他就应该知道,有一天她会自杀而死,因此他不会对她的行为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