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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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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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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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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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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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不过,在描述人心的复杂和丰富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才称得上登峰造极。我觉得托尔斯泰很亲切,很对心思,因此很能影响我。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惊讶和敬畏的份了。

同为精神胜利法，堂吉诃德与阿 Q 就是不一样。阿 Q 完全被罩在社会等级人际关系因果网中；堂吉诃德却真有理想和激情，以独立的精神在天人之际到处走动。阿 Q 摸小尼姑的头，偏要找个理由：“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堂吉诃德奔向森林、荒原和古堡去寻找爱情，却并不需要手里攥着一张达辛尼娅的地址条。

至于说到一本国人自己所著的书，我想特别强调一下钱穆老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有些非常精彩的论述，这种精彩不在历数中国历代政治变迁的过程，而在历数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悲凉与无奈。秦汉以后，奴隶制度早已推翻，至此再无贵族承袭，只有皇室一家世袭，这是一；在古代中国，皇室与政府是分开的，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但到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惟庸造反，明太祖吸取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倘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只一个皇帝独裁，用来讲明清就可以叫名副其实，这是二；相对于西方世界，中国有制度无宪法，有法制（一个制度有了毛病，就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治它）无法治（法治随多数人意见而决定，是谓民主），有职责（须尽力践行之道义）无主权（自由意志之权利意识），有士人政权与部族政权间的交替（于是很可能事事出于部族、某特定集团之私心），无贵族政权与军人政权间的更迭（二者不易区分，贵族多为军人，军人掌权便为贵族），有造反（每到政治极端腐败，造反的结果就是换一批人，重修制度）无革命（变法派与革命派在到底什么才是中国革命之对象上争论不休，反倒使宪法、言论等革命性政制建设无法成型，即摆脱不了“不成文法”的惯常模式），此其三；最后，就是因对清朝政权之不满而扩展为对全部历史上的传统政治的不满，进而再表达为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就没有了”，“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于是，我们也就在钱穆老先生这里隐隐看到了一种与黑格尔和托克维尔相似的东西。

在研究所的岁月有机会阅读、接触很多书籍，我认为值得一谈的，首先是以下两部：麦尼尔的《竞逐富强》，它告诉我们，西方的强大和富庶是如何紧密勾连的，也就是它的军事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它提出：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以罗马教会与世俗君主的激烈斗争为开端的。换言之，这两本著作把西方文明中军事、经济、宗教、法律、政治等核心体制的内在关系与建构秘密，都揭露出来了。

白谦慎的书单
《谈美书简》，朱光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 1979
《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英］巴克森德尔著，曹意强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7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15th century Italy ， Michael Baxandall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