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次,他向我讲起他的死:“倘若,但愿不要这样,一些年轻的士兵战死在疆场,十九岁,或者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咳,那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但不是一场悲剧。在我这个年龄上死去…那是场悲剧!像我这样的人,九十五岁,快一百了,多少年总是早晨五点钟起床,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冲冷水澡,做了快一百年,即便在俄国也在早晨冲冷水澡,即便在维尔纳也冲,一百年来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吃夹咸鲱鱼面包片,喝茶,天天早晨天天早晨走出家门,一如既往在大街上溜达半个小时,无论冬夏,清晨漫步,这是为了运动,周而复始循环得这么好!天天在这之后立即回到家里,稍稍读读报纸,与此同时,再喝另一杯茶,咳,总之,就是这样,亲爱的孩子,这是19世纪的习惯,要是他被杀死,但愿不要这样,他尚未来得及拥有各种各样的正常习惯。他什么时候才会拥有呢?但是到我这个年龄,很难停止了,非常非常困难。每天早晨在街上漫步……对我来说是积习了。冲冷水澡……也是习惯。甚至连活着…对我来说也是种习惯,咳,有什么呀,谁可以在过了
百年后突然改变所有这些习惯呢?不再早晨五点钟起床?不再清洗,不再吃夹鲱鱼面包片?不再看报不再漫步不再喝杯热茶?这是悲剧!”

在海法港,留下了这样一个家族传说。英国托管时期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官员正等待着他们,往所有乘客身上喷洒消毒水。轮到亚历山大爷爷时,就有了我们的故事。他非常生气,从医生手里抓过喷头把医生喷了个透,好像在说,谁要是在这里胆敢像在大流散中那样对待我们,就这么对付他。两千年了,我们默默地忍受一切,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自己土地上,我们决不能默默忍受新的流亡,我们的尊严不能遭到践踏或者是消毒。

亚历山大爷爷显然没有找到理由反叛。关在小房间里,置身于自己的小天地,爷爷享受着一种相对的自治,甚至允许他去追求个人志趣。与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王子一样,他从未想过干蠢事而遭人耻笑,不想因干预他的小人国领地强大的邻国内政而影响自己岌
岌可危的主权。

1972年我第一次来到纽约,我寻找并找到一个样子像美国印第安人的妇女。记得她正站在列克星敦和第五十三街的拐角散发传单。她既不年轻,也不老,颧骨宽大,身穿一件老头穿的外衣,披着件披风抵御刺骨的寒风。她递过来一张传单微笑着,我接过来谢谢她。“爱情在等待着你。”它承诺,在单身酒吧地址下写着,“不要再耽搁了。现在就来。”

“行了。我们不说了。今天就到此结束。阿摩司,记住今天晚上你要洗个澡。洗洗头发。不洗,我不会饶过你的。干吗要饶过你?你能给我说出不洗头发的理由吗?不能?既然这样,要是你没有任何理由,最好永远也不要犟嘴,从现在开始永远记住这一点我愿意’和‘我不愿意’不是理由,只能将其定义为自我放纵。顺便说一句,定义’一词来自拉丁文‘结束’,‘限定’,每下一次定义表示在两者之间画一条界线,把界线里面和界线外面的东西区分开来。实际上它或许和‘防护’一词有关,希伯来词汇也反映出这一特征,‘定义’(哈盖代尔)源于‘隔离墙’一词。现在请把手指甲剪一剪,把所有脏衣服扔进洗衣筐。你的内裤、衬衣,还有袜子然后呢,穿上睡衣,喝杯可可,上床睡觉。今天就这么着了。”

个人有能力创造新词并将其注入语言的血流中,这在我看来只是比创造光明与黑暗的人稍逊一筹。要你写一本书,你可足以幸运地让人们读上一阵子,直到其他更好的书问世,取而代之,但是创造一个新词,则几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时闭上眼睛,想象那位干枯孱弱的老人,尖尖的白山羊胡子很突出,须髯柔软,双手
纤细,戴着俄式眼镜,心不在焉地独自拖着细碎的脚步,像格列佛身处大人国,而大人国里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鹳鸟、威猛的犀牛都满怀感激地朝他彬彬有礼地鞠躬。

爸爸打破沉默,继续说话,在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里,爸爸向我揭示出所有的人生真谛。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加隐瞒。他开始引我探究图书馆迷宫的内在秘密:暴露出主要交通干线,也暴露出条条林中小道,令人头晕目眩的风光。它们千变万化,差别微妙,想象奇特,像颇具异国情调的大街,有大胆的组合,甚至异常古怪之念。书籍可以按照主题分类,可以按照作家名字顺序排列,按照系列或者出版商排列,按照年代顺序、语言、主题、领域,甚至出版地点非列。不胜枚举。
于是我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秘密。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道路。任何事情均可根据不同的乐谱和逻辑,以其中某种形式发生。这些并行逻辑按照自己的途径保持和谐,自我臻美,与众不同。

快六岁时,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一件大事:爸爸在他的书架上腾出一小块地方,让我把自己的书放在那里。确切地说,他给予我书架最后一格的四分之一。我怀抱着自己所有的书这些书以前直放在我床边的一条凳子上把它们拿到爸爸的书架上,井井有条地放在那里,让它们背对世界,面朝墙壁。
这是某种启蒙仪式,一种成年礼:一个人的书若是站立起来,他就不是一个孩子,而已经是大人了。我已经和爸爸一样了。我的书已经站立在那里了。

我们只有大量的书。到处都是书,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排满了过道、厨房、门口和窗台,到处是书。几千本书,遍布整套房的每个角落。我总感觉,人们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书是不朽的。小时候我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成为作家。人可以像蚂蚁那样被杀死,作家也不难被杀死,但是书呢,不管你怎样试图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灭绝,也会有一两本书伺机生存下来,继续在雷克雅内斯梅岭、巴利亚多利德或者温哥华等地,在某个鲜有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享受上架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