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与妣这一永恒的疑问,人无处逃遁。她想,人生何尝不像这负重的列车,在苍茫的人世间喘息着前行,直到那世人皆知的终点。人们所有的努力,不过是想在现实生活长长的甬道里透出一些声响,弄出一些光亮。尽管“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尽管“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可是,人只要活着,总是要程一程奋力前行。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有机体,其中的一切都互相关联。不同历史时期的造型艺术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记载—建筑、服饰、礼乐、风尚乃至全部日常生活。一个民族的政治历史只是提供了生活的外在形态
而艺术则让人切近了这个时代的灵魂。
北魏时期,佛学东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统治平息了诸多纷争,在互相冲突的文明中建立起了相对平衡的新秩序。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中渗迸了强有力的外来影响,这时期的造型艺术表现出了当时不同文化的交流濡染,而云冈石窟本身,就是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入主中国的结果。

一个时代可能会从兴盛走向衰落,但是艺术本身却永远不会被消灭。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历史代表着永远的动荡和冲突,面艺术则代表着人类永恒的光荣与梦想。

“很少有人大胆尝试截取生活的断面,也很少有人剖析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说到这里,林徽因有些激动。她说话本来就快,一激动语速就更快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诚实。诚实比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更重要。所谓诚实并不是说作者必须实际经历自己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而是说,小说的内容郎使完全是虚构的,情感却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作者在情感上能体验得出的情景和人性:许多人在写作中做意选择一些自认为很浪漫、自己却并不了解的生活为表现题材,然后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这样的作品自然会令我们认真的读者感到不耐烦和失望。”林徽因的见解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朱自清说:“也许这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不丰富有关生活的丰富不丰富,"
林徽因说道,“不在于生活经历的多与少,而在于作者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是否锐利敏捷,在于能多方面体味所见、所昕所遇的种种不同情景,能理会到入在生活中互相的关系与牵连:生活的必然与偶然之中所起的戏剧性的变化更得有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学。所以说,一个生活丰富的入,并不在于客观地见过若干事物,而在于能主观地激发很复杂、很不同的情感,能同情于人性的许多方面。
所以一个作者,除运用文字的能力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问,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现出活力真诚,他的作品才会充实伟大,不受题材或文字的影响,而能持久普遍的动人。“

志摩和徽因十分赞同和欣赏朱湘的诗论:诗的本质是对人性的表达,所以它历旧弥新,亘古难变;而诗的形式则要随着不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诗的本质是向内发展的;诗的形体是向外发展的。比如,《诗经》、《楚辞》、《荷马史诗》,都是一两千年前的文学作品,可我们如今读起来依然会受到深深的感动,就是因为它们具有对于水恒人性的表达。至于诗的形体,却总是在不停地新陈代谢。就拿中国来说,赋体在汉代发展到了极致便有诗体取而代之。诗体的包容性最大,它的时代也就最长。四言盛于战国时期,五古盛于汉魏六朝及初唐,七古盛于唐宋之际,律绝盛于唐。到了五代两宋,便有词体代诗体而兴,及至元、明、清,词体衍而成曲。那么,今天的新诗也不过是一种代曲体而新兴的诗体,如今的时代就是新诗的时代。

他又说:“朋友的关系不想则已,想起来却是古怪,血统既不相干，生活方式也可不必一样;它似乎是一种山水画的图案,中间虽有人烟山水木土地的不同,然而彼此各有彼此的关系,而彼此的关系又各不相同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完全靠老朋友,新朋友是不容易得到的,心思恒感兴趣习惯等等都被生活磨成尖角,碰既碰不得,合也合不来,老朋友在同一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一见就会心领意会情致怡然。”
金岳霖以中国山水画的构图比喻朋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热爱中国的山水画,深谙中国山水画的意趣。

她常想,人世间生活着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在你的生活中来来往往,你认识了他们,甚至你也不讨厌他们,但是,他们在你的生命中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有极少数的人,你愿意和他分享你心灵的秘密、你的快乐和忧伤、你的热爱和热情,真正的友人是你可以搁置心灵的地方,是上帝给予人生的恩惠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