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在这里,控制力是巨大的。但人的智力足以作出更大的努力。智力只表明创造的自愿面目。我在别处曾强调,人类意志除了保持意识别无其他目的。但没有纪律是行不通的。与忍耐派、清醒派等各流派相比,创造派最为有效,也是人类唯一尊严的见证令人震惊:执著地反抗人类自身的状况,坚持不懈地进行毫无结果的努力。创作要求天天努力,自我控制,准确估量真实的界限,有分有寸,有气有力。这样的创作构成一种苦行。这一切都为“无为”,都为翻来覆去和原地踏步。也许伟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在于要求人经得起考验,在于给人提供机会去战胜自己的幽灵和更接近一点儿赤裸裸的现实。

绝对否定理性是徒劳无益的,理性有自己的范畴,在自己的范畴里是有效的。这正是人类经验的范畴。所以我们想要把一切都搞个水落石出。反之,我们之所以不能把什么都搞清楚,荒诞之所以应运而生,恰恰因为碰上了有效而有限的理性,碰上了不断再生的非理性。

为此,我要重提谢斯托夫。一位评论家援引他的一句话,值得注意:“唯一真正的出路恰恰处在人类判断没有出路的地方。否则我们要上帝有什么用?我们转向上帝只是为了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至于可以得到的,世人足以对付得了。”如果说有什么谢斯托夫哲学的话,我可以说他的哲学完全由这句话概括了。

把这种荒诞逻辑推至极限时,我应当承认这种斗争,意味着彻底缺乏希望(跟绝望毫不相干),意味着不断的拒绝(不应与弃绝相混淆)以及意识到的不满足(不要联想到青春不安)。一切破坏、回避或缩小这些要求的(首先是赞同打消分离),都有损于荒诞并贬低了由此可能提建议的态度。只有在人们不赞同荒诞的条件下,荒诞才有意义。
现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似乎完全是精神上的,那就是个人始终是自己真理的猎物。这些真理一旦被承认,他就难以摆脱了。付出点儿代价在所难免。人一旦意识到荒诞,就永远与荒诞绑在一起了。一个人没有希望,并意识到没有希望,就不再属于未来了。这是天意。但他竭力逃脱自己创造的世界,也是天意呀。在此之前的一切,恰恰只在考量这种悖论时才有意义。世人从批判唯理主义出发去承认荒诞氛围,推广他们所得的结果,现在研究他们的推广方式,是最有教益的了。

不管何种文字游戏和逻辑绝技，理解首先便是统合。精神深层的愿望，甚至在最进化的活动中，也与人面对自己天地的无意识感相依为命。所谓无意识感，就是强求亲切，渴望明了。就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上烙下人的印记。猫的世界不同于食蚁动物的世界。“任何思想都打上人格的熔印。”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别无深意。同样，精神竭力理解现实，只有把现实概括成思想术语时才自感满足。假如人承认世界也能热爱和受苦，那么人就会心平气和了。假如思想在现象的幻境中发现一些永恒的联系，既能把现象概括为单一的原则,又把自身归纳为单一的原则，那就算得上精神至福了。而精神至福者的神话只不过是可笑的赝品。这种对统合的怀念，对绝对的渴望，表明了人间戏剧最基本的演进。然而，说怀念是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怀念应当立即得到缓解。因为，假如在跨越欲望和摄取之间的鸿沟时，我们赞同巴门尼德，肯定单一(不管是怎样的单一)这个现实，那么我们就坠入可笑的精神矛盾中，这是一种肯定大一统的精神，并通过肯定自身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进而声称能化解分歧。这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足以抑制我们的希望。

我想说,一颗冷漠的心,也毫无用处了,因为大家,连圣人在内,都给动员起来了。这也许是我感触最深的。每种形式的战事失败,每种特色,隐喻也罢,祈祷也罢,被钢铁粉碎也罢,都使永恒损失一部分。我既然意识到不能与我的时间分离,便决定与时间结为一体。我之所以对个体那么重视,只因我觉得个体微不足道和备受凌辱。我知道不存在胜利的事业,于是对失败的事业感兴趣:失败的事业需要一颗完整的心灵,同等对待失败和暂时的胜利。对自感与人世命运同舟共济的人来说,文明的一次次冲击是有些令人焦虑的。我把这种焦虑当做我自己的焦虑,同时也想赌一把。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选择历史,因为我喜欢事事确实可靠。我至少对历史有把握,如何否定得了负荷于我的力量?
总会有一个时刻,必须在静观和行动之间作出抉择。这叫人成为一个男子汉。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很可怕的。对一颗骄傲的心来说,中间抉择是没有的。要么上帝或时间,要么十字架或力。这个世界有一种超越人世骚动的高层次意义,抑或除了人世骚动,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应当与时间共生死,抑或为一种更伟大的生活而摆脱时间。我知道人们可以将就,可以生活在世界中相信永恒。这叫接受。但我讨厌这个词,我要么什么都要,要么什么都不要。

我们肯定了解历史上有些哲学被曲解,但直到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为止,尚无一种完全由高尚精神与无与伦比的灵魂苦心孤诣地所阐明的思想在世人的眼中被描绘为一堆谎言、一堆集中营中可怕的尸体。对超人的宣扬竟导致了精心培养出一批卑劣的人,这个事实当然应该揭露,但也应该加以阐释、如果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伟大的抵抗运动的最近结果就是这种无情的征服，岂不应该背弃反抗而重新倾听,尼采对他的时代发出的他绝望呼声:“我的意识和你的意识不再是相同的。”

尼采的启示可归纳为创造一词,但含义模糊,尼采仅仅颂场适宜于一切创造者的和己主义与严酷。价值的嬗变仅仅是用创造者的价值代替法官的价值,即尊重与热爱现在的一切。不具有不死性的神圣性确定了创造者自由的特性。

在一个世界里,一切可能的东西与不可能的东西应时加以确定,唯有这样这个世界才有自由:没有法则则丝毫没有自由。倒若命运不被一种更高的价值确定方向,倘若偶然性主率一切,那样便是在一片黑中行进,是瞎子的可怕的自由。

对于不能超越法则的人来说,他必须找到另一种法则,否则只能精神错乱。自从人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生命不死,他便对“活着的一切鱼责,对生自于痛苦并注定要为生命而痛苦的一切负责”。要从他那里,而且只从他那里找到秩序和法则。于是开始了被天主弃绝的人们的时代他们开始精疲力竭地寻求这样做的理由,漫无目的地怀旧,心中思索着一个问题最痛苦而令人心碎的问题:“我在哪里会感到自己是在家中?

世界没有了神的意志,同样便没有了统一性和合目的性。因而对世界不能作出判断,对它所做的切价值判断,最终会导致对生命的谁一人们在判断现存的一切时参考应该存在的事物,如上天的王国,水恒的思想或道德的命念然而,应该存在的实际并不存在。不能以虚无来判断这个世界。

从人对上帝进行道德的重判的时刻起,便在心灵中杀死了他那么道德的基础是什么呢?人以正义的名义否定了上帝,然而若没有上帝的概念,正义的思想可以理解吗?我们那时十岂不是陷入荒诞?这正是尼采直接探过的荒诞。为了更好地超越荒诞,他把它推到极端:道德是上帝最后的面孔,在重建道德之前,必须毁宾。上帝于是不复存在、不能保证我们的生在,人为了生存
必须目已决定做什么。

浪漫主义的英雄于是认为自己思念善却得不到，遂被迫做出恶行。撒旦挺身而起反对他的造物主，因为后者使用暴力欺压他。弥尔顿的撒旦说：“虽然从道理上讲是平等的，他却借助暴力凌骂于与他平等的其他人之上。”神的暴力便这样明确地受到谴贵。反抗者远离这个暴虐的名不副实的上帝。“离他越远越好”，他于是统领着一切与神的秩序敌对的力量。由于“善”是上帝出于非正义的意图所确定与使用的概念，恶的王子便选择了另外的道路。清白无辜自身也会激怒反叛者，因为地盲目地被骗,“由清白无辜所激怒的恶的黑暗精神”于是激起人的不公正与神的不公平并驾齐驱。既然暴力是创造的根源，便坚决以暴力回应
它。极度失望使反抗处于这种满怀仇恨而无可奈何的颓丧状态，它经历长期不公正的磨难，善与恶终于完全消失。

一篇记叙里最突出的优点恰巧是自然，很难扯得上象征。自然是难以理解的一种类别。有些作品，读者似乎觉得里面发生的事很自然，但在另一些作品里(确实更少见了)，倒是人物觉得所遇之事很自然。有一种奇特而明显的反常现象，即人遭遇越非同寻常，记叙就越显得自然；与之成正比的是，人生奇异与人爱之干脆之间明显存在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