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它起了一个很时髦的名字——最后通牒博弈。卡尼曼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沮丧,担心自己可能再也没有新的创意了。卡尼曼总有这种担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在77岁高龄时还出版了一本全球畅销书。
我和尼奇安慰卡尼曼说,他肯定还会有很多好点子的。我们三人继续紧锣密鼓地设计另外一种博弈实验。我们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给教室里的学生以下两种选择:“你要和你班上的另一个匿名学生共同分配20美元。你有两种选择:一是自己留下18美元,给那名学生2美元;二是平均分配,你们双方各分得10美元。”(每名学生都要做出选择,但我们告诉他们,最后会随机选取一部分实验对象,将钱支付给他们。)因为匿名的学生是被动接受提议者的分配方案的,所以这种博弈被称为“独裁者博弈”。我们并不是十分关注独裁者博弈的实验结果,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第二种博弈,姑且称之为“惩罚博弈”吧。这次,我们到了另外个班级,给学生们讲述了独裁者博弈实验,然后让他们做出如下选择:“你将和两名学生分为一组,他们二人都参与过独裁者博弈式实验,但最后兑现金钱时并没有被选中。其中名学生E选择平均分配20美元,而另一名学生
U选择自己留下18美元而只给对方2美元。请你选择,你愿意和学生U平分12美元,还是愿意和学生E平分10美元?”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惩罚博弈实验中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放弃1美元,与一个遵循公平原则的人一起分钱,而不与贪婪的人分钱?”我们]认为,惩罚博弈与最后通牒博弈
样,都可以说明人们]是否愿意放弃某些利益,去惩罚那些对他人“不公平”的人。实验结果有些出人意料(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学生们表现得都很友好,有近3/4(74%)的学生选择平均分配20美元。

希腊(和稍后的罗马)地理学家量度了地球,发明了地球的纬度线和经度线网格(标识经纬度之用),对他们所知道的世界画出了令人惊奇的精致的网格化地图(图1.3)。他们探索了气候在纬度上的明显变化,在许多著作中描述了他们所熟悉的地中海盆地和比较遥远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传说中的北欧、亚洲和法属赤道非洲的土地。他们应用接近现代的概念,描述河流系统、探索侵蚀循环和沉积模式引述砍伐森林的危险、描述自然景观、指出滥用环境的后果。在那种自然背景上,他们集中研究家乡和遥远地区人们的行为—他们怎样生活,他们在语言、宗教和习惯上有什么明显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他们怎样利用、改变或者破坏所居住的土地。斯特拉波甚至提出了警告,认为人类的本性和活动决定于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他观察到,人类在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中是积极的要素。

新闻报道往往将这些灾害归为“自然灾害”。但是地震和海啸对人类的破坏性结果并不单是由于自然。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人类没有在印度洋投资建立海啸预警系统——而在太平洋早就建立了这样的系统。据报道,泰国气象委员会在获悉地震之后曾做了一个“人性化”的决定,“出于对旅游业的关照”而不发布可能发生的海啸预警。有些科学家争论说,对泰国和印度红树林沼泽的大量砍伐增加了海啸的破坏作用。虽然地震和由此引发的海啸确实是自然事件,但是这些事件的可怕后果表明,人类的决策能对自然界的极端事件产生影响。发生在环境的背景下人类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和灾难性的环境后果。对于人类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研究已经成为地理学中永恒的课题。

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文化在自然环境中以自己的方式发展,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在现代化之前的自给社会,衣、食、住—全是文化的组分—的获取取决于对附近自然资源的利用。人类与某个地区环境的相互关系、他们对环境的感知和利用,以及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是地理学中相互交织的主题。这些方面是探讨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的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文化生态学所研究的是文化群体与其占用的自然环境的关系。
文化生态学家注意到,自给社会牧民、猎采者和园丁的生产活动——并延伸到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与他们所在地生境特殊自然条件的局限性相适应。可以偎定的是,各自独立、互不相连的场所相似的自然环境状况影响着相似适应反应的发展和相似的文化成果。当然,初始的影响并不能
预先决定随后文化发展的细节。

环境对人类的制约

地理学家早已摈弃了站不住脚的、理性上有局限性的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 思想——认为自然环境本身塑造了人类以及他们的思想与行为的理念。

世界各地文化的差异并不取决于社会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社会组织制度和对真实与正义的概念同环境状况并没有明显关系。

环境确实对人类的土地利用施加了某些限制。然而,不能把此类限制看作绝对的和永久的束缚它们只不过同技术、成本回报、民族的愿望,以及
河外部世界的联系等方面有关。人类对地理景观使用的选择,受群体对其定居地与自然资源开发的可能性与愿望的认识的影响,而这些方面并不是土地与生俱来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