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国人,聪明才智,能力干劲起来,都是一等一的,可是驾驭十亿中国人,却和赶绵羊一样容易,你只要让他们同样地吃苦,同样地受气,那他们准能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受别人所不能受的气。比赛吃苦受罪,含垢忍辱,中国人一定得冠军。他们也只会这些,此外便只有被人用皮鞭在后面抽着,聚集成千上万像蚂蚁一样的奴工蚁修长城、挖运河。千万不能试图改善他们的生活,最聪明的办法,耐心倾听他们的诉苦,做出一副如同身受的同情状,这样就已足够了。

中国是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民族,中国人崇拜的都是失败的倒霉鬼!关老爷大意失荆州才被人焚香膜拜;楚霸王因自刎乌江才被推为英雄盖世;诸葛亮鞠躬尽瘁才被尊为妙算如神;倘若关老爷守住荆州,楚霸王得了天下,诸葛亮复兴汉室,后世人是否还对他们这样崇拜,那就很难说了。对于死人,尚且如此,对于活着的,又是和自己相同出身的同类,他若胆敢向上爬,不拉下马来行吗?这种“窝里反”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之一。

中国人喜欢框框。这同样是自古传来,您谈到东汉的知识分子写文章讲究“师承”,必须按照老师指定的范围写,否则就是违反法条:这是古代的框框。当代的框框,大大超越了古代,不单是写文章讲话、教书,要遵照框框,就是婚丧嫁娶,以及拍拖恋爱,都不可以超出框框。这框框是无形的,但是绝不可超出!多少作家、文人、学者,由于超出框框而身陷图圈,乃至丧命!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喜欢框框呢?因为喜欢它,就不会超越它,这样就安全得多。所以许多人习惯成自然,真的爱上了框框!不仅自己不超越,也不准别人超越。

中国人的暮气、保守、迷信、愚昧、欺诈、乡愿、贪污、奴颜、畏缩虚荣、势利、淫乱、嗜杀等等恶劣的习气和人性,是多方面的,很难语予以概括;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心不振、道德没落的现象,往往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或直接从我们的祖先手里遗传下来。鲁迅先生把中国人那种变态的精神上的存储反应,统称之为“阿Q精神”。李宗吾先生从我国官场,悟到了一种“厚黑哲学”,教人脸厚如城墙,心黑像锅底,曾在生活艰苦的抗战期中,脍炙人口,人人乐为传诵。现在我们的柏杨先生对上面这些林林总总,积非成是的盘古文化,无以名之,统而称之为“酱缸文化”。

对权势绝对崇拜的结果,缺乏敢想、敢讲、敢做的灵性,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没有是非标准,只有和是非根本不相干的功利标准。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大家都削尖了头,拼命往官场里去钴,只要给我官做,叫我干啥都成。像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能有几人?“十年辛苦”,不是为了研究发明,不是为了著书立说,也不是为了奔走革命,而只是为了“一日成名”,“成名”者,有官做之谓。

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

谈到命运,我自己是相信命运的。年轻的朋友大概不相信命运,我年轻时也不相信。曾国藩有一次告诉刘次青说:“不信书,信运气。”刘次青说:“公之言,传万世。”人生有些事不能控制,你除了用命运解释外,还能用什么解释?这种不能控制的现象,我们就叫命运你叫它“不命运”也可以,总要给它一个名字。

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的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