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贾樟柯在一部电影的花絮中接受采访,他说,他在荒败的小县城混时,有很多机会沦落,变成坏孩子,毁了自己。这是诚实的自白。我在知青岁月中也有太多机会沦丧,破罐子破摔。刚才有年轻人问:“谁能救救我们?”我的回答可能会让年轻人不舒服:这是奴才的思维。永远不要等着谁来救我们。每个人应该自己救自己,从小救起来。什么叫作救自己呢?以我的理解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哪怕写文章时标点符号弄清楚,不要有错别字这就是我所谓的自己救自己。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

我记得贾樟柯在一部电影的花絮中接受采访,他说,他在荒败的小县城混时,有很多机会沦落,变成坏孩子,毁了自己。这是诚实的自白。我在知青岁月中也有太多机会沦丧,破罐子破摔。刚才有年轻人问:“谁能救救我们?”我的回答可能会让年轻人不舒服:这是奴才的思维。永远不要等着谁来救我们。每个人应该自己救自己,从小救起来。什么叫作救自己呢?以我的理解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敷行。哪怕写文章时标点符号弄清楚,不要有错别字这就是我所谓的自己救自己。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

2008年11月23日于北大百年讲堂

当我们这些更为年轻的人一旦拥有摄影机,检验自己的首先便是是否真诚而且专注。

在某部新生代电影MTV式的一千多个镜头中,创作者关注的并非生命个体而是单纯的自己,杂乱的视听素材编织起来的除了自恋还是自恋。

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从我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
我们面对坍塌,身处困境,生命再次变得孤独从而显得高贵。

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
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

我有很多亲戚到现在还一直住在乡下——这样一种农业社会的背景带给我的私人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我愿意承认，并且一直非常珍视的。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种背景恐怕不会只是对我这样出身的一个人，仅仅由于非常私人的因素才具有特殊意义。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农业本身，而说的是一种生存方式和与之相关的对事物的理解方式。譬如说，在北京这个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人可以说他自己跟农村没有一点联系？我看没有几个人。而这样一种联系肯定会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价值取向、他对事物的各种判断……但他又确确实实地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样去正确地面对自己的这种背景，怎么样在这样个背景上去实实在在地感受中国人的当下情感，去体察其中人际关系的变化……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正视，这样一种态度，中国的现代艺术就会失去和土地的联系——就像现在有的青年艺术家做的东西，变成一种非常局部的、狭隘的私人话语。

那么今天呢？你很难说流连在盗版VCD商店的人群中，出现不了中国的昆汀·塔伦蒂诺:；你也很难说有条件摆弄数字录像机的青年里出现不了当代的小川绅介，电影再也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专有，它本来就属于大众。在上海，我曾同一批电影爱好者有过接触，这些以修飞机和制作广告为生的朋友，也许会为未来的中国电影埋下伏笔。我一直反感那种莫名其妙的职业优越感，而业余精神中则包含着平等与公正，以及对命运的关注和对普通人的体恤之情。

金融危机中的亚洲电影”成为本届釜山影展关注的焦点，在经济的原因之外，好莱坞的全面入侵、全球统一的时尚趋势都使亚洲各国的民族电影面临考验。在为《小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说到了韩国一打开电视，看到了和在北京看到的一样的卫星电视，感到一种失望。再过几年，全亚洲的青年都在唱同一首歌，喜欢一样的衣服，女孩子化一样的妆，拎一样的手袋，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坚持本土文化描述的独立电影，才能提供一些文化的差异性。我越来越觉得，只有在差异中，人类才能找到情感的沟通和位置的平衡。全球同一的时尚趋势，会使世界变得单调乏味。随后我强调，总是在电影处于困难之时，总是在电影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总是在文化信心不足的时刻，独立电影以其评判与自省的独立精神、不拘一格的创新力量从事着文化的建设。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力的一种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雄”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摄影机面对物质却审视精神。

在人物无休止的交谈、乏味的歌唱、机械的舞蹈背后，我们发现激情只能短暂存在，良心成了偶然现象。

这是一部关于现实的焦灼的电影，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从我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我们而对坍塌，身处困境，生命再次变得孤独从而显得高贵。

不知从哪一天起，总有一些东西让我激动不已。无论是天光将暗时街头拥挤的人流，还是阳光初照时小吃摊冒出的白汽，都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无论舒展还是扭曲着的生命都如此匆忙地在眼前浮动。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当他们走过时，我闻到了他们身上还有自己身上浓浓的汗味。在我们的气息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此达成沟通。不同面孔上承载着相同的际遇，我愿意看民工脸上灰尘蒙盖下的疙瘩，因为他们自然开放的青春不需要什么“呵护”。我愿意听他们吃饭时呼呼的口响，因为那是他们诚实的收获。一切自然地存在着，只需要我们去凝视、去体会。
于是，我们的目光所及，不再是自我放逐时的苦痛。在我们的视野中，每一个行走着的生命个体都能给我们一份真挚的感动甚至一缕疏散的阳光，或者几声沉重的呼吸。我们关注着身边的世界，体会着别人的苦痛，我们用对他们的关注表达关怀。我们不再像他们那样，回避生命的感伤，而直接寻找理性的光辉:我们也不再像他们那样，在摇滚乐的喧嚣声中低头凝望自己的影子并且自我抚摸。我们将真诚地去体谅别人，从而在这个人心渐冷信念失落的年代努力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我们将把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作为前提并且加以张扬。我们关注人的状况，进而关注社会的状况，我们还想文以载道，也想背负理想。我们忠实于事实，我们忠实于我们。我们对自己承诺——我不修改。

许多作品犹如自我抚摸，分散的视点事实上拒绝与人真诚交流。艺术家的目光不再锐利，进而缺乏专注。许多人没有力量凝视自己的真情实感，因为专注情感就要直面人性。一些影片快速的节奏与激情无关，相反只代表着他们逃离真实的状态。

可以不断转换的电视频道改变了人们的视听习惯,在众多的视听产品面前,观众轻易地选择了本能需要。艺术家们一味地迎合,使自己丧失了尊严。再也没有人谈论“艺术的现状和我们的对策”,艺术受到了艺术家的调侃,许多人似乎找到了出路——那就是与艺术迅速划清界限。它们将创作变为了操作,在躲避实用主义者挤兑的同时,使艺术成为了一种实用。将一切都纳入职业规范,甚至不惜压抑激情与力量,艺术中剩下的除了机巧还有什么?
如果这种艺术的职业化仅仅以养家糊口为目的,那我情愿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业余导演,因为我不想失去自由。当摄影机开始转动的时候,我希望永远能问自己一声,眼前的一切是否是你真正的所思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