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父母比孩子更重要。因为父母比孩子更脆弱。

活着真是件让人吃不消的事情，处处都被锁链紧紧缠住稍微动一动，就要溅出血来。

在悲伤之时，我反而会努力去写些轻松愉快的故事。我自认为这是我最美好的奉献，可人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瞧不起我，还说太宰治这个作家最近真是浅薄得很，老是靠一些好玩有趣的情节来吸引读者，真是廉价。
一个人为别人奉献自己，难道还是件坏事吗？装模作样，故作正经，反倒就是好事?

在此，笔者只是想要描绘出那个单纯而又多愁善感的，作为中国留学生的“周君”。既不轻蔑和鄙视中国，也绝不浅薄地吹捧和怂恿。我只想以一种洁净、独立、友善的态度，来正确地描摹那位年轻的周树人先生。我的意图，只是希望现代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在读过这篇小说之后，能够心生感慨：原来在日本亦有理解他们的人。我只是希望，能在炮火的轰鸣之中，为日中的全面和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有人说，事实比小说离奇。可这个世界上
却存在着无人知晓的事实。而且，在这些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人生角落之中，却存在着珠玉一般闪闪发光的事实。用天赋的触角把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挖掘出来的，就是文艺。因此，文艺的创造比世人所称颂的事实更接近真实。若是没有文艺，这个世界就会遍布空洞。文艺会自然而然地填补这些不公平的空洞，就好像水会自然而然地往低处流。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无用之用，其在斯乎？

思想若是被人与人之间的客套和恭维所利用，那就完蛋了。

孔孟思想之根本，或曰仁，或曰中庸，或曰恕，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可我认为其根本应该是礼。礼的思想，是非常微妙的。用哲学式的话来说，礼乃是爱的表达方式。在人类生活的痛苦之中，爱的表达困难比比皆是。这种表达的抽劣和困顿，不正是人类不幸的根源所在吗？如果能解决这种表达困难，那么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的伦理秩序也就成了不言自明之事。人们一边唱着歌，一边自然而然地遵循礼的屈辱、束缚和痛苦，也将就此离人们远去。可那些儒学先生只是将礼中最不重要的仪礼和成规教给学生，他们玷污了礼，把礼变成了一种让君主得以侮辱臣子、父亲得以束缚儿子的伪善手段。这种倾向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魏晋时的竹林隐士们，便是不堪于礼的堕落，才逃进竹林纵情于饮酒的。他们的行径是非常粗野的，赤身露体，喝得烂醉如泥。当时所谓的道德家们斥骂他们，把他们当作流氓,当作背德者。即便是放到现在，高雅的正人君子们恐怕也会对他们的行状频频蹙眉吧。然而,即便是这些竹林隐士自己，也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多么高尚，只是无可奈何而已。竹林之外，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世人滔滔不绝，想方设法罗列出无数种礼的名目，肆意给反对自己的人安上不孝之污名。再将之打倒，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而那些老老实实信奉真正的礼的人，虽不平于这些伪善者对礼的滥用，却也无力进行任何挽救。确实是无可奈何。好吧，那我们以后就不提这个礼字了。于是，他们便固执于自己这番愚直的偏见他们自暴自弃，反过来对礼恶语相向，甚至还在饮酒的时候脱个精光。可在当时，在内心深处将礼教当成宝贝一般珍视的人，却只有他们。在那个年代，隐士们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采取这种背德者式的态度。否则，他们便无法继续秉承真正的礼的思想。而那些所谓的道德家们则阳奉阴违，表面上秉承一种高贵的态度，实际上却是在破坏礼的思想，这些人完全不相信礼教。所以，那些相信礼教的人就只能成为背德者逃到竹林里面去，像个流氓无赖一样饮酒度日。我现在虽然不想逃进竹林，赤身饮酒度日，可我的心，却已经徘徊彷徨在竹林之中了。

所谓的文明，绝不是时髦的生活方式，而是保持头脑的清醒。这才是文明的本质，是识破伪善。

最终，他得出了自己的明确结论：作为独立国家的中国之所以大厦将倾，危在旦夕，并非是中国人肉体上的病弱所致。真正的原因显然在于四处蔓延滋生的精神上的可怕疾病，即丧失了理想的那种怠惰和倨傲。

在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存在着一种同西洋文明全然不同的气质，一种孤独凛然而又难以侵犯的品格。

看看吧,中国的君子之言,如今已成为骗子们行骗的韬晦利
器。我是读着圣贤书长大的。可现如今,东洋引引以为荣的“古人之言”已经堕落成了狡诈的社交辞令了,充斥着可恨的虚伪与愚蠢的迷信。这些思想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完全丧失了诞生之初所蕴含的精髓。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一旦被用于装点客人之间的寒暄和闲聊,那么这思想便是死了,便不再是思想了,便成为文字游戏了。东洋的精神世界,其卓越,其精妙,本是西洋所无法企及的。可长年的怠惰与无谓的自恋,却让这片本来丰饶的土壤日渐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