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男性作家与人类学家夸大了狩猎的意义,可是他们并不孤单。在新几内亚,我和真正的猎人一起生活过,他们最近才脱离“石器时代”。在营火畔,他们会谈论每种他们狩猎的动物,那些动物的习性,以及最好的狩猎方法。他们乐此不疲,可以持续几个钟头。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论,你会以为他们每天晚餐都有新鲜的袋鼠肉吃,每天除了打猎啥事也不做。事实上,要是你仔细追问详情,大多数新几内亚猎人会承认:他们一辈子也不过打了几头袋鼠而已。
仍然记得我在新几内亚高地的第一个清晨,我与12个土著一同出发,他们都是男性,带着弓箭。我们走过一株倒地的树,突然间有人发出了兴奋的喊叫,大家都围着那树,有人拉开了弓,其他人朝着那堆枝叶丛挤上前去。我以为会有一头愤怒的野猪或袋鼠冲出来攻击人,就四处找爬得上去的树躲避。然后我听到了胜利的欢呼,从那堆枝叶丛中走出了两位强壮的猎人,手里高举着猎物。原来是两只雏鸟,还不怎么会飞呢,一只连10克都不到。那一天的其他收获,包括几只青蛙,以及一些香菇。

更重要的是,直立姿态几乎全面地牵扯了猿类身体的基本结构,骨盘、脊椎不用说了,连胎儿的发育模式都受影响。因为直立的姿态使得女性的骨盆腔缩小,所以胎儿也许不足月就必须提前出世;提前出世的胎儿,由于不再受子宫环境的束缚,也许反而能“自在”地发育。人类大脑发育的特色,就是出生后还能继续以同样的速率增长,而猿类出生时大脑几乎已经发育完成。换言之,人猿脑量的差异,不过是发育历程的差异决定的。

甚至现在,还有人相信古典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文明史的“黄金时代”。讽刺的是,希腊人与罗马人自认为是“堕落的人”,他们也解更早的时候有过一个“黄金时代”。正因为大众普遍对“过去有过一个
些考古学家与古生物学家的发现,黄金时代2”才令人觉得震惊深信不疑,最近现在真相大白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在消灭物种,摧毁栖境,破坏自己的生存。

今天的“灭族屠杀”者如何从伦理冲突中脱身呢?他们依赖三种让“灭族屠杀”看来“合理”的办法,全是同一个心理旋律的变奏:责怪被害人
首先,大多数信奉普遍伦理准则的人,仍然认为他们有权“自卫”，这是个有用的办法,非常有弹性,因为激怒“他们”的手段很多,可以让他们表现出让“我们”必须“自卫”的行为。举例来说,塔斯马尼亚土著在受到伤害、绑架、强暴、谋杀之后,估计在34年之间杀害了183个白人拓垦者,为白人制造了“灭族屠杀”的借口。
背负着“正确”的宗教、种族或政治标签,或自认为代表进步或文明的新境界,是第二个传统的借口,那些“站在错误的一方”的人,对他们怎么样都可以,包括“灭族屠杀”。
最后,我们的伦理准则将动物与人类分别对待。因此,现代主张“灭族屠杀”的人,例行地将遇难者比作畜生,杀害生怎么会有罪?纳粹把犹太人当作低于人类的虱子(吸血寄生虫);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拓垦者,言谈间把当地的穆斯林叫作“鼠辈”;“文明的”巴拉圭人把
印第安土著看作带狂犬病病媒的老鼠;南非布尔人南非土著“狒狒”。

草原族群顺利扩张,凭借着许多利器,其中惟一他们可以独享发明头衔的,是“驯化了马”。他们可能独立发展出轮车、挤奶与羊毛技术,而不是从中东的文明采借来的,但是他们的确采借了绵羊、牛、冶金技术,还可能从中东或欧洲引进了犁。因此,草原族群扩张,并非仗着什么特定的“秘密武器”。真相是:草原族群驯化了马之后,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能力合“军事/经济”于一体的族群,因为合“军事/经济”于一体的必要条件与工具,只有他们掌握了。这个“军事/经济”复合体此后支配了世界历史,达5000年—特别是在他们侵入东南欧后,又采借了精耕农业。所以他们的成就,与印欧语族下一次成功的扩张(公元1492年开始)一样,是生物地理的意外。他们刚好降生在一个特别的地点,那里有野马,有开阔的草原,又接近中东与欧洲的文明

在新世界,北美洲的温带与南美洲的温带(安第斯山脉与南美南部),中间隔着几千公里的赤道带,那里温带生物不能生存。因此安第斯山脉的骆马、羊驼与天竺鼠,在史前时代从未来到过北美洲,甚
至墨西哥都没到过,结果墨西哥始终缺乏哺乳类家畜用来运输、供毛供肉(除了玉米喂食的“菜狗”)。马铃薯也没有从安第斯山脉北部传到墨西哥或北美,向日葵也没有从北美洲传到安第斯山脉。史前时代,许多北美洲与南美洲共同拥有的作物实际上是不同的变种,甚至不同的物种,显示它们是在两地分别驯化的。举例来说,棉花、豆子、利马豆、辣胡椒、烟草等,似乎都是这样。

不懂地理的政客搞出来的大飞机,有许多有名的例子,举两个就够了:19世纪的殖民强权在非洲画出了“不自然的”疆界,日后继承了那些疆界的现代非洲国家,因而无法维持稳定的政局;1919年,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东欧各国疆界,是由对该地区所知有限的政客决定的,因此种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这些“克里奥耳语”的相似点,很可能源自大脑在童年用以学习语言的遗传蓝图。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 Nom chomsky)早就指出:人类语言的结构非常复杂,小孩子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就学会,因此在儿童大脑中,必然有一内建的语言学习线路。
毕克顿比乔姆斯基更进一步,他主张:我们不仅生来已内建了一套通用语法—一组可调整的开关,而且这组开关已经预先设定过了—就是一再在“克里奥耳语”语法中浮现的那些特征。如果幼儿学习的第一语言,与预置的内建语法设定有冲突,那预置的设定能够被改过来。

语言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个,叫做“洋泾浜语”;后来比较复杂的语言,叫做“克里奥耳语”。殖民者与工人说不同的语言(第一语言),可是因为沟通的需要,学习“洋泾浜语”当作第二语言。不过，要是有一个世代开始以洋泾滨语作为母语，它很快就会演变为克里奥尔语。

我们已经发现了两种动物,他们够聪明,但是技术上没有我们先进—黑猩猩与波诺波猿。我们见到他们时,会想和他们一起坐下来交谈吗?当然不会。正相反,我们拿枪射击他们,我们拿刀解剖他们,我们将他们的手砍下带回家当纪念品,我们把他们关在笼子里展览,我们将艾滋病毒注射到他们]身体里做医学实验,我们摧毁他们的栖境,或强占他们的栖境。任何技术先进的外星人要是发现了我们,铁定也会那么做。
再想
想:1974年在阿雷西博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他们以大型射电望远镜向太空发射强力无线电讯号,描述了地球人的长相、人口数以及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那真是无异自杀的愚行,只有印加帝国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 Atahualpa)的愚行可以媲美。当年阿塔瓦尔帕被西班牙寻金亡命之徒皮萨罗俘虏了,不但向皮萨罗描述了他拥有的黄金,还带领一些西班牙人去找黄金。

所有动物都得演化出信息明确、辨识容易的讯号,让其他动物了解自己。如果采用的讯号任何个体都能学会、发送,那就容易被用来欺骗,最后丧失通讯功能。妥当、可信的讯号,必须让发送者绝无欺骗的余地;附加昂贵的代价、风险或负担,使只有真正的优异者才能诚实地发送讯号,是动物界常见的例子。许多动物讯号乍见之下似乎违反个体的利益,例如瞪羚弹跳,许多雄鸟累赘的身体构造或风险很高的求偶表演仪式,可是以残障讯号/诚实讯号的观点来看,就明白了。

只有在农耕社群中,才会分化出为疾病所困的普通大众,以及健康、坐享其成的精英阶级。迈锡尼岛上35000年前的希腊古坟出土的骨架显示:皇族的饮食比平民来得好,因为他们的身高高出5-7.5厘米,而且牙齿状况比较好(平均每人口中只有1个蛀洞或脱齿,平民有6个)。在智利,公元10000年的战场出土的木乃伊,发现精英阶级不仅拥有装饰品与金发夹,传染病造成的骨损伤,也只有平民的25%。

在人类史上,“狩猎采集”是最成功、最持久的生活形态。要是一位从外太空来访的考古学家,回去后向同胞解释他的发现,他也许会用一个24小时的时钟,说明人类在地球上最近10万年经历的沧桑。在那个时钟上,人类历史于午夜开始,现在的我们,正
处于这一天结束的时刻。这一天里,几乎整天我们都是狩猎采集人,到了接近午夜的11:54分,我们采纳了农业。回顾起来,那个决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也不可能走回头路了。但是午夜迫近了,迄今,农业令人炫目的模样,带给我们的,只是祸福相倚,令人无法回避。

假如务农果真是个绝妙的点子,那么农业一旦兴起,就应该会迅速传播开来。事实上,考古记录显示:农业在欧洲的“进展”简直就如蜗牛爬行。一年勉强可达3000米。大约1万年前,农业自近东兴起，2000年后,向西北到达希腊,再过了2500年,才进入英伦三岛与北欧。那完全说不上“热烈响应”。直到19世纪,美国加州的印第安人仍过着狩猎一采集生活,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农业这回事,因为他们会与务农族群交换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