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倚靠的是性情善变的公众。他必须任凭下面这些人的摆布:想要采访他的记者、想要为他拍照的摄影师、时时骚扰他向他索要手稿的编辑、时时骚扰他向他索要收入所得税的收税员、邀请他共进午餐的达官贵人、邀请他发表演讲的学院秘书、想要跟他结婚的女人、想要跟他离婚的女人、向他索要亲笔签名的青年、想要获得角色的演员、想要跟他借笔钱的来客、在婚姻关系上向他征求意见的过分热情的女士、在写作上向他征求意见的热切的年轻人、代理商、出版商、剧院经理、令人讨厌的人、崇拜者、评论家和他自己的良心。但他有一个补偿。每当脑子里有什么想法时,不论是烦乱的沉思、朋友去世时引起的悲痛、得不到回报的爱、受伤的自尊,还是因为他所关爱的某个人的背叛引起的愤怒,简而言之,就是任何的情感或者任何的令人困惑的想法,他只需用白纸黑字的方式将它写下来,以用作某个故事的主题或者某篇散文的装饰，然后便可以将其忘得一干二净。他是唯一自由的人。

真挚的感情中肯定蕴含着某种生就荒谬的东西,尽管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会是这样;除非是下面这种情况:寄居在这个卑微的星球上的短命的人类,尽管承受着全部的痛苦和抗争,却只是某种永恒的精神中的一个笑话。

年轻时照片上的那种执拗的平凡的神态已经逐渐融化为了一种让人感到厌倦的优雅。能够看出经历、思考和已成的目标带给他的那种变化。我又看了看那张年轻水手照,幻想着自己已经在里头看到了那种我觉得在老年人当中非常显著的冷漠的痕迹,而多年前我就在这个男人身上隐约感觉到了这种东西。你看到的那张脸只是一个面具,他做的那些事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有一种感觉,那个真实的他在孤老终死的时候是不为人知的他就像一个无法窥见的鬼魂,游走在那个写书的作家和那个过日子的他之间,并且脸上带着那种讥讽的冷漠在对着被那两个世人认作为爱德华·德里菲尔德的玩偶微笑。我意识到我写的那些东西并没有描绘出一个双脚站在地上、被可以理解的动机和合乎逻辑的行为包围着的真实的爱德华;我并没有想着这么做: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笔杆子更厉害的阿尔罗伊·基尔。

我吃了一惊。他生下来,学会了走路,不久以后便长大成人,结婚生子,然后他的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从他的相貌中我能看出他一辈子都在赤贫中苦苦过活。他的样子是乡下医生所特有的:为人直率、热情、油腔滑调。他的生命已经结束。而我,关于书和剧本脑子里还有很多的想法,我对未来有着各式各样的计划,我觉得在我面前还有一长串的事情和快乐在等着我;然而,我又觉得,在别人眼中我肯定也像他在我看来的那样,是个老人了。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对人的复杂性、说话时的语无伦次和荒谬之处就有了更多的认识;这的确是给予那些应该把心思转移到更加严肃的内容上来、却终日埋头于虚构人物日常琐事创作的中年或者老年作家的唯一借口。因为,倘若研究人就是在研究人类,那么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对说话时前后一致、实实在在、重要的虚构人物的研究中去就要比研究现实生活中那些缺乏理智、性格难以捉摸的人理智。有时候,小说家觉得自己就是上帝,愿意告诉你他笔下的人物的一切;有时候,他则没有这种感觉,不会把他笔下人物的你应该知道的一切告诉你,只说一点儿他自己知道的东西;鉴于随着我们越来越老,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上帝;小说家呢,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也越来越不愿意描写个人经验之外的东西,所以面对这种状况我并不觉得吃惊。这样一来,第一人称就成了一种实现这种有限目的的很有用的方法。

刚才我在《标准晚报》上看到了一篇伊夫林·沃先生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小说是一种可鄙的做法。我本以为他会把原因说清,但他只是用一种“要就要不要拉倒”的冷漠态度抛出了这种说法,这种冷漠的态度简直和欧几里得在发表他的那场关于平行线的著名言论时所表现出的态度一模一样。

“她真不好画,”希利尔看着她和他的画说,“看到了吗,她全身都是金色的,脸和头发都是金色的;不过她给你的感觉并不是金色的,而是银色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她全身散发着光彩,不过这光彩很淡,更像月亮而不是太阳,就算像太阳,也是黎明时分白色迷雾中的太阳。希利尔让她站在他的画布中间,她站在那儿,胳膊放在身体两侧,手心朝向你,头稍稍后仰,这个姿势让她那珍珠般美白的脖颈和胸部拥有了一种价值。她站在那儿,就像一位正在谢幕的女演员,被突如其来的喝彩声搞得不知所措,不过在她身上有着一种非常贞洁的东西,就像春天那么美,以至于让这种对比就显得很荒谬了。这个单纯的女人从来都不知道油画和脚灯为何物。她站在那儿,就像一位准备好了迎接爱情到来的少女,正在单纯地将自己献于爱人的怀抱,因为她正在完成大自然的夙愿。她这代人并不惧怕线条美,她身材苗条,胸部却很丰满,臀部也很有形。后来,当巴顿·特拉福德太太看到这幅画时,说它让她想起了一头献祭用的小母牛。

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把他丢掉了,并不是像丢掉一块烧热的砖头或者烫手山芋那样丢掉的,她是心里怀着无限的桑情将他丢掉的,就像她下定决心去做某件于心不忍的事时用手擦掉的泪水那么轻柔。她丢掉他的时候运用了很多的技巧,付出了很多的感受,以至于贾斯珀·吉彭斯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被丢掉了。但他被丢掉这事是确定无疑的。她不会说任何对他不利的话,也不想再谈论他,当有人提起他时,她只是微微一笑,样子有些悲伤,然后轻叹一声。但她的微笑是她所做出的一个决定性的举动,她的叹息将他彻底深埋了。

评论家将他剥得体无完肤,他们把他踹倒在地,用脚踩踏他,借引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他们拖着他绕着屋子转,他们蹿起来,狠狠踹他的脸。他们当然恼啦,竟把一个蹩脚诗人错看成了伟大的诗人。他们打定主意,让他为他们犯下的错误受折磨。

公众像耶利哥城墙一样倒塌了。

诗歌是文学的顶峰。诗歌是文学的极限和目标。诗歌创作是最高贵的人类智力活动。诗歌是对美的追寻。诗人经过时,散文作家只能靠边站;诗人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瞧上去就像一块奶酪。很显然,这样一来,写诗这种活儿就只能交给公爵们去做了。我渴望看到他们这项权力能够通过最严厉的刑罚和责罚得到保护,因为倘若人人都可实行这种最尊贵的艺术活动,唯独最尊贵者不能,那么这种状况简直无法容忍。

所有在这里萌生的希望,对未来的畅想;年轻时火一般的激情;悔恨,幻灭,疲惫,屈从;那么的多人,有那么多的感受,可以说是人类的全部情感,都是在这间屋子里产生的,以至于让它具有了一种矛盾的、谜一般的性格,对此我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它让我想起了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女人,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朝身后望,另一只手在召唤。

他就像三月里的一阵猛烈的风,把这富有侵略性却又让人无法躲避的现在一块儿带了进来。

美是一条死胡同。美是一座山峰,一旦抵达就哪儿也去不了了。这就是为何我们最终在埃尔·格雷考身上发现的让我们着迷的东西要多于在提香身上发现的,在莎士比亚那不完整的作品中发现的令我们着迷的东西要多于在拉辛那完美无缺的成就中发现的。关于美已经写得太多了。这就是我还要写一些的原因。美是一种能够满足审美冲动的东西。可又有谁想获得满足呢?只有那些知足常乐的傻瓜。让我们面对现实:美有点儿让人讨厌。

但人们给美附加了别的特质——崇高、人的兴趣、温柔爱因为美不能长久地满足他们。美是完美的,而完美(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只能吸引我们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