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中世纪的图书馆员和抄写员,则直截了当地对不愿还书的读者进行威胁,比如在阿尔施泰因的圣玛丽和圣尼古拉斯修道院( Abbey of Saint Mary and Nicholasof Arnstein)：
有胆敢拿走此书者,其必身首异处;其必受油锅煎炸之苦;癫痫及热病必殃其身;其必受车裂及绞刑。阿门。
当巴黎的西蒙·福斯特雷( Simon vostre)在1502年编辑完成《祈祷书》(B00 k of Hours)后,在卷首写了一段提示,提醒读者把书据为己有的可怕后果:
任何偷走这本《祈祷书》之人
愿其葬身猪猡之口,
我发誓，他的心脏将被撕成碎片，
身体在莱茵河中被拖来拖去。

到1320年,锁链图书馆在英格兰成为了一种例行制度—对于那些尤为珍贵的书籍,加上锁链已是众望所归。锁链书架的正式化过程经历了数个发展阶段:起初,一张书桌(或读经台)上系着一本书,然后是一座阅览席(有两排架子)上放有若干本书,最后则出现了多层架子,书架因此变得更高更宽,形式也愈发多样。在读经台阶段,配有座位供人使用,只有少部分经过挑选的书才会被拴在读经台上。读经台的边缘安装了一把锁和一个搭扣(一片类似铰链的长铁块),有时长达五英寸(约十三厘米),这种用来拴牢书本的装置也可以从读经台上移走。大约在1480年,阅览席系统将读经台和圣器壁龛(或是嵌入墙内的壁橱)结合起来这样就有了两个拴书的架子。到1590年,三个架子在阅览席系统中已经十分常见,这被称为墙壁系(wallsystem)。这些发展阶段展现了锁住书籍的不同方法,同时也反映了中世纪读者不同的阅读方式。

最早的书架可以追溯到埃勃拉(Eba)的古代图书馆,它位于如今的叙利亚西北部,离阿勒颇城不远。在那里进行的考古挖掘,为还原古代楔形文字书架的本来面貌—就像尼尼微的图书馆里的那些—一提供了最佳证据。埃勃拉图书馆里的藏书室都很小,仅长五点五米宽四米,里面摆满了木质书架。书架上的泥板并不是书脊向外摆放的,因为泥板没有“书”脊。书架上写有文字的“封面”冲着读者排成一列,书架间的距离疏松,读者可以走到它的后面去—充裕的空间方便搬运和存放小型泥板,避免打碎。另有一些小泥板用来给书架上的泥板分类,它们用绳挂在书架的两头—类似如今的
书目编号,引导读者找到书架上的书。

如果一名读者想“拯救”一本书,让它在书架上待的时间更长,最好的办法是借走它。罗斯不无讽刺而又颇为犀利地指出,努力让书籍留在图书馆书架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阅读它们,只需要将其从图书馆中借走即可。

书架并非天生就是书架。每一座书架都有其独无二的历史,每一座书架都反映了其所处的文化语境。书架是动态的、不断更迭的物品,暗含着我们赋予书籍的社会价值,以及我们眼中正确的读书方式。是人们对书架结构、式样和功能做出的多重决定,让书架。——莉迪亚.派恩《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