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崩溃 : 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
作者：[美] 沙希利·浦洛基 宋虹
　　对于苏联外交资产低价抛售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原因，贝克尚不能做出全面的评价，但是经济原因却是显而易见的。曾任经济委员会（现在该机构发挥着临时政府的作用）领导的西拉耶夫告诉贝克，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很“严峻”。他的任务不是改善经济，政府也没有能力进行改善了，而主要是防止经济形势的恶化。莫斯科市的民主派市长、**期间叶利钦坚定的支持者波波夫，告诉贝克，中央已经名存实亡了，加盟共和国和各大城市，比如莫斯科都在自行其是。他承认：“冬天的时候莫斯科甚至难以为继。”他接着就寻求援助，尤其还提到了鸡蛋、奶粉以及土豆泥。“你们军队的这类物资，保存期限超过３年就要扔弃，但是我们却能全盘接受这些过期的物资。”贝克被这段话惊呆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么直白地承认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曾经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还宣称要打倒西方呢。”贝克在曾经的帝国之都圣彼得堡短暂停留时，曾拜访该市市长索布恰克及其助手弗拉基米尔·普京，他们也对即将到来的冬天忧心忡忡。
2020.10.8

　　多年之后，当潘金坐下来撰写回忆录时，在试图回忆、分析并且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时，他有理由强调其中的经济动力。即便原因确实如此，这份回忆录还表明在１９９１年秋天那段重要的日子里，苏联在国际场合的行为不仅被纯粹的经济原因驱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革命，它使人们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社会主义观念，包括对世界的看法和苏联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这一革命的发展是一个酝酿已久、潜移默化的过程，开始于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一些亲自由主义的官员和顾问们，苏联**失败促使革命迅速发展。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完全赞同这种新趋势。在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与潘金会面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去除偏见，改变朋友的优先次序。亚西尔·阿拉法特、卡扎菲现在还称我们是朋友，但那仅仅因为他们还想着我们能有一天回到过去，仅此而已”。于是，共产主义思想几乎被他们从对外政策中剔除出去了。苏联对美国的经济和文化成就产生了崇拜之情，加上自由主义思想与这一感情相结合，从而主导了苏联对外政策的走向。
　　“我们盼着被接纳，”潘金写道，“那段时间占据领导层的全部思想就是成为文明国家。”在与贝克第一次会面时，这一欲求就引导着潘金的行为。一开始他就递给贝克一份内部备忘录的复印件（这一复印件本来是准备给戈尔巴乔夫的），详细解释对阿富汗、东欧、以色列和古巴等国的所有事务上，苏联已准备完全转变立场。潘金可能想表明，从今以后，苏联外交政策将不再对“文明世界”有任何保留。当贝克很惊讶地看着这份备忘录时，潘金告诉他：“我希望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能做到相互理解。但是我只有一个请求：即便我们将要达成的协议更倾向于你方原有立场，而背离了我们自己的立场，也不必向媒体宣布这些让步是您所要求的。这其实是我们这些处在决策位子上的人受西方观念的影响面做出的决定。”

据克比奇所说，在整个协议被领导人批准后，布尔布利斯倡议将解散苏联的声明附在这份文件的后面。据说布尔布利斯告诉叶利钦这份文件缺少一个条款，这让叶利钦吃了一惊。“我们应该在协议一开始就否定1922年的联盟协议，”布尔布利斯说，“只有这样，我们的协议才能在法律上绝对正确。”几位领导人同意了。如果说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起离开联盟对克拉夫丘克而言是件好事的话，这个解决方案并没有让叶利钦满足，因为这不仅让俄罗斯与前帝国的大部分疆域分离，而且没有给予他任何在该地区维持影响力的法律依据，甚至还让戈尔巴乔夫得以继续执掌残余的联盟。如果俄罗斯离开苏联但联盟不解散，戈尔巴乔夫还会继续待在联盟的所在地莫斯科，但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又不属于联盟。这样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总统之间的较量还会继续，会比之前更加惨烈。完全解散联盟是满足叶利钦及其团队的唯一解决方案。
2020.10.25

…乌克兰代表霍洛彼茨后来回忆说，12月8日上午他在顾问办公室，在最初30或40分钟里，台球室里悄无声响。后来，显然有事发生，布尔布利斯和福金出来与专家进行了简短的商谈。又过去了15分钟最后专家听到一声“万岁”——领导人就协议的第一条达成了一致。在叶利钦的倡议下，他们举起香槟庆祝胜利。后面的过程就顺利了。
　　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由14个条款组成。三位领导人同意建立联合体，并承认各独立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既有边界。他们宣布希望联合控制核武器，也宣布愿意减少军队，并争取全面核裁军。联合体的潜在成员国将拥有宣布中立和无核地位的权利。联合体的成员资格向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赞成协议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开放。联合体的协调机构将不会设在莫斯科——也就是曾经的沙俄帝国以及正在消失的苏联和当下的俄罗斯首都，而会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三位领导人保证履行苏联缔结的国际协议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但是宣布自签署该协议之时起，苏联法律在各自国家的领土上无效。协议的最后一段写道：“联合体成员国领土上的前苏联机构将终止运营”。文件开头宣布：“我们，白罗斯共和国、俄联邦和乌克兰，作为签署1922年联盟协议的苏联创始国……在此宣布苏联终止其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理政治现实的存在。”
　　苏联的三大创始国不仅离开苏盟，还共同解散了苏联，这一想法要归功叶利的法律顾问沙赫赖。苏联宪法保证共和国有权离开联盟——３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经过了漫长的斗争之后，在1991年９月兑现了这一权利。但是沙赫赖的想法还不止这一点：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不仅要离开联盟，还要解散联盟。苏联是由４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22年12月成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后来分成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外高加索联邦。当外高加索联邦在1936年撤销，联盟的未来将由３个余下的创始国决定——这就是沙赫赖的想法。

《大国的崩溃 : 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
作者：[美] 沙希利·浦洛基 宋虹
当天晚上，电视插音员宣读了戈尔巴乔夫关于《别洛韦日协议》的声明。这是他与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会面后和顾问们讨论出来的产物。大家都认为戈尔巴乔夫不应沉默下去，必须把自己的立场公之于众。但是应该说什么呢？当晚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参加美国大使在府邸斯巴索举办的招待会时，谴责这份协议是第二次**，但是戈尔巴乔夫最终签署并在电视上宣读的声明显然没有对抗意味。戈尔巴乔夫欢迎乌克兰领导人回到谈判桌前，并赞扬了协议中确保共同的经济、安全和文化空间持续存在的条款。但是，他强调说，虽然每个共和国都有权利离开苏联，但是３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无法自行决定整个苏联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希望将《别洛韦日协议》放到联盟和各共和国议会上讨论并提议再举行一次公投来决定苏联的命运。
　　切尔尼亚耶夫没被召见前去协商，他从电视上听到这个声明。他很怀疑戈尔巴乔夫的提议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他在日记中写道：“即使在人民的代表中能集齐一半签名（要求授权公投的最低要求），也是徒劳无功的。尼古拉斯二世尚有勇气退位，那可是300年的王朝统治。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明白，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早就该退出舞台了……这样才能保住因在历史中取得的成就而获得的尊严和尊敬。”
2020.10.25

《大国的崩溃 : 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
作者：[美] 沙希利·浦洛基 宋虹
　　虽然任命叶利钦掌管莫斯科市政府受到了莫斯科民众的欢迎，但是，在莫斯科的坚持下，科尔宾被“选举”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事情，却激起了哈萨克族民众和精英的一致反对。原因很简单：为了压制旧的共产党官僚，打击腐败，戈尔巴乔夫违背了中央和共和国之间自斯大林去世以来达成的未成文的约定：共和国的领导人要从它的命名民族群体（以该民族的名称作为国家名称的一部分。）中择贤而用。可是，戈尔巴乔夫要换挡前进了，他想要越过地方精英，从克里姆林宫直接管理全苏联。然而，阿拉木图可不是莫斯科。共和国的权力比一个城市的权力要大，共和国的政党和文化精英们并不打算把他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地方特权让给过于乐观的克里姆林宫新贵。
2020.10.29

就像欧洲帝国希望从其海外殖民地获取利益一样，苏联政府想从乌兹别克斯坦得到“白色黄金”——棉花在苏联的叫法。尽管乌兹别克斯坦种植和生产棉花，可是主要的纺织设备都在俄罗斯。因此，乌兹别克斯坦出口棉花，却要进口纺织品，这给它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可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找到了殖民地时期对付帝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共和国如果少生产了两三百万吨棉花的话，乌兹别克斯坦的官员就决定在官方报告中造假。
　　这套把戏可牵连到上万人，从集体农场到政府和中央的高官均有涉及。苏联中央根据其谎报的棉花产量把钱支付给乌兹别克斯坦，这笔钱在乌兹别克斯坦再以行贿的方式进行再分配。成百上千万的卢布也跑进了俄罗斯纺织厂和党政官员的腰包里。这些党政官员要么承认收到了根本不存在的棉花，要么就装作不明就里。苏联时期第一个上百人的百万富翁群体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同时这里也是有组织犯罪的滋生地。安德罗波夫以及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同意对涉案人员进行逮捕。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调查，许多人开始把中央的调查起诉看作是对整个共和国的打击，在那些维护共和国领导人的民众看来，他们的领导人除了试图满足“殖民地主人”的愿望外，没犯什么罪。

《大国的崩溃 : 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
作者：[美] 沙希利·浦洛基 宋虹
与对哈萨克斯坦不同，莫斯科方面从未派过俄罗斯族人去管理非斯拉夫的乌兹别克斯坦，但却不遗余力地、用无情的反腐运动去离间乌兹别克斯坦精英，因为种种原因，反腐运动主要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
　　对于“棉花案”，也就是后来很快演变成众所周知的“乌兹别克斯坦贪腐大案”（指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著名的“棉花案”，对乌兹别克大贪污案，调查小组从１９８３年开始进行明察睛访，前后历时６年，污受贿人员之多、程度之深，令人震惊。）的调查始于安德罗波夫时期，在戈尔巴乔夫的任上被重新审理。莫斯科调查组在乌兹别克斯坦揭露的事实令人目结舌……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为了响应莫斯科方面增加棉花——乌兹别克斯坦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的生产配额，同时也因为当年的棉花种植获得了大丰收，拉希多夫公开向他的上司勃涅日涅夫承诺，从那时起，乌兹别克斯坦每年将生产６００万吨棉花。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产量最多只有４００万吨，在收成较差的年份不超过３００万吨。拉希多夫的职业前景以及身边官僚的前途受到了威胁。拉希多夫命令每一片可利用的土地都拿来种植棉花，还强国家所有的公民，甚至包括儿童和少年，不管他们的主要职业是什么，都要到田间劳作。结果还是令人失望——棉花产量从未达到６００万吨。
　　

让这位年轻的苏联外交官深感惊讶的不仅是充足的食物,而且是超市里的消费者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黑人和拉美人。
作为一个爱国的苏联人,承认西方给资产阶级精英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是一回事,而当他看到宣传中那些被精英阶层剥削的蓝领工人和少数族裔也能享用这些连苏联官员都梦寐以求的商品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随后,他买了一本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写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作者的故乡这是一本禁书。科济列夫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凳上一天就读完了这本书。
最讽刺的是,他读的是英文版的俄罗斯小说。他把书丢在了公园长凳上,不敢把它带回自己居住的苏联外交寓所。
让科济列夫惊讶的是他在书中没有发现任何反苏的内容。那么这本书为什么会被禁呢?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反苏,只是他没有亦步亦趋地紧跟苏共的路线。被丢弃在中央公园长凳上的除了《日瓦戈医生》这本书,还有他对苏联制度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