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承认,“在出版业、广播电视与唱片业,媒体内容的产量相当惊人但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公司能够轻易地进入这些产业,而“美国媒体在内容与结构等层面变得日益同质化”(《传播季刊》,1985:81—109页)。彼时,控制媒体发行大部分业务的公司数量,已经减少到29家。其他学者预测,这一数字会进一步缩减至20家乃至10家。在本书撰写的时于候(19961997年),另一轮大型并购
乎正在加剧这一衰退过程
这一争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于美国持续发酵,不过基本观点并无太大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议题在欧洲重新浮出水面,而这要归于媒介市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各国媒体公司之间越来越多的跨境联盟……

一种社会状况、一个事件、一个人或一群人,忽然之间被界定为是对于社会利益与价值观的成胁;大众传媒以程式化、刻板印象化的方式呈现其本质;新闻编、主教、政治人物及其他富有正义感的人士合力把守道德壁垒;社会大众认可的专家提出他们的诊断与解决方案;应对策略逐渐成形。

第九项与第十项因素是事件中是否牵涉有权有势的精英国家( elite nations或精英人士( elite persons):因为他们“在通常情况下或短期内”总是被认为“比地也国家或人士更具影响力”。“普通人甚至都不能代表自己发声”,而只能靠其他官方与专家)为其代言。第十一项因素是个人化( personification):新闻媒体倾于报道个人或特定人群的故事,大概是因为他们更为具体,更能够诱发同情共鸣或厌恶之情。第十二项即最后一个因素是新闻的负面性( negativity):对媒体
“坏消息才是好新闻”。

他们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突发新闻”来自寥寥数家国际通讯社,他们也概括出影响事件新闻价值的若干干因素,第一项因素是“事件发生、发展及意义得以影显所需的时间跨度( time span)”:这一跨度比较短,同时契合新闻媒介的出版周期一通常是一天,需要数周、数月乃至数年才能完整呈现出来的事件,或许根本就不会被当作新闻。
第二项因素是事件(在绝对意义与相对意义上)的规模( scale)与强度:“事件必须越过一定的临界点或阔值,才会被媒体报道。”
第三项因素是事件的清晰度:“事件越清晰明了,越容易被媒体关注。”事件所属的类别不能模棱两可,不然的话,新闻媒体无法作出相应的处理
,第四项因素是事件的意义是否重大,新闻媒体从两个方面对此作出判断,一方面是文化接近性:媒体非常关注熟悉的事物、文化上相近的事物,而在文化上相距遥远的事件则很容易被忽略。”另一方面是相关性:“文化上相距遥远的国家,在与新闻记者所属群本发生冲突时,也有可能被媒体关注,”
第五项因素是一致性( consonance):人们要么预感到事件会发生,要么希望它发生,“在此意义上,所谓“新闻’,实际上是因为它们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契合,而倘若这些事件与人们的预期相距甚远,它便不会被报道。”

与之相反,第六项因素强调事件的不可预见性( unexpectedness)x在意义重大并与预期一致的事件当中,“特定事件越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越有可能变成新闻报道”。不可预测性与稀缺性都会影响事件的新闻价值( news values)

新闻中的行动者( actors in the news)新闻报道的对象是个体,而不是群社会过程,新闻中的个体可以被划分为“知名人上”与“无名之辈”,前者在国内新闻中占据了70%~85%的比重。知名人主要涵盖以下五个类别:现任总统;总统候选人;重要的联邦官员;州政府与地方官员;被指控或实际上触犯法律、选背道德的人士。甘斯指出,过分曝光某些人1士,同时漠视其他人,常常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新闻媒体通常会重点关注“正式的”政治领袖,而对“非正式的”领袖(例如的竞选捐助者、政治政客等)则兴趣不大,此外,甘斯发现,规体过分关注政治领袖,而不是(同等重要的)经济或军事领袖,因此,媒体将某些人置于聚光灯下,而其他人则被丢在阴影之中。新闻中的“无名之辈”绝大多数都是”公序良俗破坏者”,它们也涵盖五种类型:抗议者、“暴徒”与“罢工者”:(社会混乱与自然灾难的受害者;被指控或实际上触犯法律、违背道德者;异常活动的参与者;选民,问卷调查受访者及其他集合性人群,很多”无名之辈”甚至不会被当成”个体”看待。

让我们深入检视一种看起来相当显豁的新闻类别,“死亡惨剧”(tag y deaths),报道此类事件的规则是,其他大洲一万人的死亡,等于本洲别国
千人的死亡,等于本国偏远地区一百人的死亡,等于首都中心十人的死亡,等于个名流的死亡,这种讲法经常被当作愦世嫉俗的新闻编辑口中的笑话,但它们却是司空见惯的媒介现实。实际上,事情本身要更为复杂:死者的肤色与国籍、财畜与职业都会影响“死亡惨剧”的分量。每一天,报纸与电视新闻都会报道“少量死亡”惨剧,它们可能牵涉几十到上百的死者,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死亡的数字可能达到上千,不过,每一天到底有多少人死去?又是因何而死?与大多数读者和观众类似,我对此也一无所知,所以我试着寻找答案。据我了解,在印度每一天平均都有两个人遭到老虎的攻击;而在日本,每两天都会有一个人被珍贵美味的河豚毒死,但合乎逻辑(真的合乎逻辑?)的是,诸如此类的生命威胁,通常都不会被其他地方的媒体报道。

我们用来审视世界地理与历史、用来关照分类范畴和语言的种种空间与时间视角,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种族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框架( frames)的限制。之所以要连篇累牍地论证这一点,是因为新闻记者、教师与学者一直相信,他们以”自由地”思考、随性地表达;但却忘记了这些言说行动受到大量已有的社会与心理机制的制约,他们(属于特定的文明、语言区域、文化、国籍、阶级、性别、年龄体等)服务于特定类型的组织,从事特定的工作,身处特定位置,表达相应的观点。这一切都并非巧合。他们(作为特定的家庭教养、教育、训练与生活阅历的产物）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思考与表达,也绝非巧合。他们必定会在思考与表达过程中带入特定的世界观,而这又会影响到他们对于世界的观点。这种世界观,让他们看到特定事物,同时将其他事物排除在视野之外。

需要指出的是,标签本身无关“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标签的褒贬取决于(彼时彼地的)人们对标签的主观感受。即便是看起来客观的标签,也可能被赋予负面的、主观的内涵,因此也必须被改变任何标签都附着着一层层变动不居的引申义。与此相似,人们也无从以一种简单的、中立的方式谈论特定国家或人群,因此,明确谁在使用标签,标签的对象又是谁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我们谈论他人的时候,根本无从逃避媒介化与再现所带来的问题。

近年来,围绕这些标签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白人曾经随心所欲地使用“（nigger)与“黑种人”(negro,西班牙语中的“黑人”)之类的称呼;过了很长时间,这些表达才被英语中的“黑人”( black),“美国黑人”( Afro Amencan)乃至非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等词语取代。这里提到的每一个词语,都倾向于凸显特定的体格、文化、历史与政治元索,同时抹除其他特征,举例来说,“拉美商一西班牙裔美国人”( Hispanic)这一标签,强调了西班牙语言与文化方面的背景,但却将拥有葡萄牙语言与文化背景的人群(例如巴西后裔)排除在外,就此而言,“拉美人 nino)甚或“伊比利亚人"” Latino)都更为恰当,尽管这些词语无一例外地强调了拉美族裔的欧洲(也即“白人”)源头,而不是“种族混合”的背景。美洲“印第安
人”也转而被重新标为“本土”美国人(或美洲美国人)。

天真的读者或者听众可能会觉得种族是一个通行的“科学”概念,但事实并非如此。种族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有学者很早之前就开始弃用这一集合名词。当然,如果特定人群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之下共同生活相当长的时间,他们之间的确会发展出某些共同的生物特征,但这些建立于遗传因素之上的共同体可能涵盖很多层次,从单一家庭一直延伸到整个人类。再者,特定基因共同体内部的差异要比不同基因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更大,也更为关键。因此,将人类划分成若于个种族”这种做法,并不会比划分成两三个或百来个显得更为科学。

由于多数此类国家的国民仍然相当贫穷,他们便涌入欧洲成为移民,欧洲要他们的时候,会以“客籍工人”(guest worker荷兰的习惯叫法)呼之:一且他们客居过久,讨人嫌恶,就会在由他人制订的国籍法案之下,被冠以“移民”乃至”非法移民的标答,向限洲国家的决策者们则尽脑计设想出称呼或“架构”这些群体的新词是,在荷兰，人们倾向于使用“外裔”( allochtoon)这一称呼,而这不过是”本土人”一词更为自大的说法里了。在殖民时期的词汇中,“本土人”带有负面的内涵
，但在后殖民语境下,反倒是”非本土人”显得更为负面。

大多数世界地图将大西洋放在中心,北美处于左上角,而西欧则位于中间靠左的位置。不过,某些世界地图将太平洋放在中心,西欧处于左上角,日本处在中间靠上的位置。澳大利亚人总是希望颠倒整个地图的绘制模式,这样就可以将澳大利亚放到世界的最上方。无须赘言,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自然”法则规定某一块版图是处在上方还是下方、左侧抑或右侧,这种安排完全是由最发达的国家作出的随意选择,用以匹配它们的世界观。然而,这种地图绘制方式却被看作自然而然以致现在从太空拍摄地球的照片也通常采用同样的构图方式,这种做法进一步将这一随意的世界观自然化。

人们不仅很容易利用地图撒谎,而且也必定会这样做,想要在一平铺的纸或一面荧光屏上绘制一个复杂的、三维的世界并展现其间有意义的联系,地图必然会歪曲现实……为了避免在细节的迷雾中遮蔽关键的信息,地图只能提供选择性的、不完整的现实观点。我们无法逃既地图绘制中的悖论:任何精确的地图想要展示一幅有用且真实的画面,都不得不撒下善意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