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直至力竭也不歇息。

一位朋友给我转了篇名为“马里兰的中国姑娘”的文章。我回复说,这个社会最悲哀的事情是,完成议程设置的往往是一些愚蠢、偏狭的事情,无谓的口水之争。
在一个正常国家,谁会为一个学生说美国空气好而吵成一个事件呢?如今所谓网络之争,何处不是一地鸡毛?浪费了多少人的多少时间和精力?
以前说人没想法是随波逐流,而今有想法的人都只是去追逐口水了。

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谁胜出,最后的结果都可能是“半数人的暴政”。如果说专制的问题是所有人都在哭泣,民主的优势则是至少保证一半人在笑。当然它的问题同样存在,即有可能有一半人在哭。
然而,有比民主更好的方式吗?
美国大选结果出来后,有朋友对比说,希拉里是旧媒体,官方、高冷、精致;特朗普是新媒体,作秀、情绪化、标题党。谁胜谁负,一目了然。那又怎样,无论两位候选人质量禀赋如何,结果是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信奉了“多数教”。
“多数”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另一个利维坦,它和政府一样,是一种“必要的恶”。我们常常想着远离人群,就是想逃离“多数教”的统治。

我曾赞美大自然缔造的“不平等的乌托邦”。就个人而言,我爱自由先于平等,所以并不追求一个所谓的完全平等的社会。我相信那样的社会将是无比乏味的,也不会有什么发展。简单说,我赞美的是基于平等的权利而生长出来的不平等,而不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力放大的不平等。
最后说说我理解的“琥珀社会”,当我创造这个概念时,后来发现也有人用到了它。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在我看来,那不仅是一种完全固化的存在,而且还保留着某种虚饰的纹理。而现实的逻辑是,如果城堡的落成意味着个体成为关进琥珀的昆虫,那么这样的城堡就算是色泽再光鲜,也会失去生命力与创造力。

在此我想补充的是,今日中国虽有“阶层固化”,并不代表着中产阶层会是一个稳定的阶层。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底层向中产或上层走时很是举步维艰,但是中产滑向底层时却易如反掌。换言之,今日所谓的阶层固化,是向上走的固化,而非向下走的固化。向上走要撞破钢筋水泥板,向下走则只需滑进沼泽。在特定的时代格局下,相较于文中的上流社会,中产阶级终究是被动的。他们不仅无法教自己的孩子在上流社会的孩子争抢金子时捡走钻石,而且无法抵挡自己已经到手的金子随时贬为破铜烂铁。

可怜那些人,活在众目睽睽的舞台上,演的却是自己或者“自己人”的悲剧。只是因为带来了一些围观者,他们便以为听到了凯歌。

这些天,很多人在谈论抵制韩国乐天的事情。我在网上偶尔也看到一些“仇恨言论”(hate speech)。这样的时候,我会宽慰自己说,极端的声音与行为总是更容易被听到或看到,就算是这些人喊得再响,但为仇恨思维推波助澜的人毕竟是少数。
生活在这个国家,我已经见证了太多的抵制。这些抵制通常都发生在政治或者社会出现危机之时,背后有勒内吉拉尔所说的古老的替罪羊机制。当一个社会或群体发生整体性危机时,需要有一个有特别标识的人或物(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为其赋予种罪性的意义,并施以严酷的惩罚包括死刑。当此人或物被消除后,这场危机也就消退了。

为什么很多人反对公有制?原因也是公有制本身具有的某种虚妄。如果国家财产名义上属于国民,而使用权却在某些官员手里,由他们任意支配,那么你是喜欢虚无缥缈的所有权,还是唾手可得的使用权?

想来想去,这个社会还是没有从“《人民日报》恐惧症”中走出来。背后是一个反应链
第一步,普通读者日常对《人民日报》有着双重印象:它虽然不好看,但代表国家意志。
第二步,当《人民日报》对豆瓣提出了批评,读者心理上认为是《人民日报》代表国家批评豆瓣。
第三步,普通读者由此产生恐慌,《人民日报》的权威性再次得到确认,并且成为一个事件,变成了国家与社会之争。
第四步,相关政府官员因《人民日报》和事件的出现而产生恐慌,认为《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是对其职责的催促,于是开始介入事件,事态由此进一步升级

当爱国主义者开始监督他人是否爱国,自由主义者开始监督他人是否爱自由时,他们都走到了自己相信的价值的反面,因为他们都因为鼓吹集体主义而失去了个人主义的立场。不尊重个体对人生意义的抉择,不体谅人世的艰辛而奢谈集体正义,是对正义的亵渎。
有些人喜欢发号施令,看到别人不跟着他走,他就会指斥别人是愚民。他忘了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苦难深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当务之急,每个人都有生死之外的事情,凭什么一定要跟着你的号子走?你又不是人类理想的总司令。更何况,把批评他者的“懦弱”当作自己的勇敢,也不是真勇敢。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揭露独裁者的手腕—删除旧词,取而代之的是“新话”，于是民众失去了正常思考与表达的能力。奥威尔忽略了另外一种针对语言的戕害形式,这就是我在今日中国看到的通过污名化消灭异己。而且这种污名化往往是以缩略词的形式完成的。比如把“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把“理性、中立、客观”变成“理中客”。

真正的自由社会,是人们既有积极自由(如“说不的自由”),又有消极自由(如“不说的自由”)。而今日社会最糟糕的情形可能是由于上述两种综合征的存在,该争取的积极自由不去争取,该捍卫的消极自由不去捍卫。
与此相反,最好的状态则是,勇敢者推动积极自由,懦弱者捍卫消极自由。二者相加而不是相减。果我们承认集体并不必然优先于个人,那么也应该承认这里的勇敢与懦弱原本无所谓道德高下,因为它们所指向的都是人的基本自由。

有些东西是经不起分析的,比如当有人高举口号“谁反对甲就是人民的敌人”时,换成等式是“人民＝中国人-反对甲的人”。而这里的甲是一个变量,随时可以被重新定义。正因为此,这里的人民也就具有了伸缩性。
当然,这些喊着口号以为自己绝对正确的人,更真实的想法可能是“人民=中国人我们反对的人
顺着这种极化思维,“我们反对的人”会不断扩大,而“人民”的数量将远低于国民的数量。
当他们说“人民<中国人”时,他们在说什么?
而当一群人举着条幅开始围攻一个意见表达者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另一个巨大的荒谬里——那些连自己都控制不了的人,却总想着去控制他人

这不是简单的价值观冲突,更有可能是因为空虚。有些人习惯从寻找敌人的过程中赋予自己人生以意义。而当戾气变成了一种没有方向的愤怒,每个人都可能变成受害者
所以,即使像马加爵当年那样锤杀数位同学者,也被有些人视为“底层英雄”。事实上被杀的同样来自社会底层。有些人一厢情愿地将社会暴戾化视为对吏治腐败、公权暴力化的一种回应与反制,却忽略了这背后的自暴自弃。

一、N的乘数效应:(1乘以N)
当一个人开始成群结队的时候,个体的力量被强化,变成了1乘以N。在那里,N的数值越大,群体人数越多时,个体被赋予的力量也就越大。
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如果只是一个人,他即使有作恶的念头也会存在心里,但是一旦加入到群体,他就有可能胡作非为,由此产生焚烧宫殿、抢劫商场的具体行为。
更别说,人具有模仿与竞争的倾向,在同一群体中,作恶者甚至会在作恶时产生无谓的炫耀与攀比。

N的除数效应:(1/N)
集体作恶的诱人之处还在于它同时具有N的除数效应,即在面对道德和法律的责难时,参与作恶者会隐藏在N当中,也就是说其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均被除以N,变成了1/N。道德层面,个体良心上的责难让位于“大家都这样做”。法律层面,因为人多,也有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这里,N越大,作为1/N的个体的责任也被认为最小,小到如同一颗沙砾。而这也是二战结束后许多纳粹分子为自己脱罪的理由。

上述N的乘数效应与除数效应解释了许多群体之恶因何发生,它的确满足了作恶者的趋利避害的心理。他们幻想自己作恶时力大无穷,被追究责任时又可以逃之天天。这既有利于损害他人的“死本能”，又有利于自己的“生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