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侠尚武气象,唐代最盛。据《旧唐书》载,柴绍“幼于关中”;丘和少“重气任侠”;《新唐书》云神通“少轻侠元勋,且又同为游侠少年。隋唐民间尚武之风亦相当浓厚,隋末的少林寺僧助李世民击败王世充,和尚都不例外,便为最好例证。
唐代诗人写侠客极多,如李白著名的《侠客行》,便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据说李白也曾从名师学剑,技艺高超，唐代武侠小说的繁荣,显然也与尚武之风的盛行密切相关，任侠尚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
隋、唐、五代,军中标准装备,唯有刀制而无剑制。剑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剑术却在民间发展起来……刀在剑退出军事舞台之后成为最重要的短兵武器。唐代的刀制有仪刀、障刀、横刀以及陌刀四种。仪刀逐渐成了仪仗队的装饰品,而障刀不多见,唐代军队中所用的刀主要为横刀和陌刀。
枪在隋、唐、五代已成为战阵主要兵器,无论步兵、骑兵,都以用枪为主。据《事物纪原》载:“白杆枪,《宋朝会要》曰稍也。唐羽林所执,制同稍而铁刃,上缀朱丝拂”。铁头木杆并配有红缨,可见唐代枪的形式已与当今无多大区别。
宋军装备最重弓弩,但也重视各种兵器的合理配置和练习。马、步军除了弓弩之外,还须精学刀、剑、铁鞭、短枪一类。长枪在宋代仍然是重要的武器,《武经总要》记载:步、骑兵用的枪有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鸦项
枪、锥枪、梭枪、槌枪、太宁笔枪九种,称之为“枪九色”。除了这些常规性兵器之外,宋代还有锏、鞭、棒等几十种杂式兵器。
元代的军事训练,除了骑射摔角之外,主要项目如剑、刀、枪、棍、槌等。
宋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是一部军事著作,但涉及武术内容很多,特别是武术器械。

两宋时期,民间产生了许多武艺结社组织,它们是与武术发展密切相关的个新事物。这些结社组织的出现,充分利用了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中血缘和村社的向心力很强的特点。其目标指向则是社会矛盾激化时反抗封建统治和民族矛盾激化时反抗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
这些组织著名的有“弓箭社”“忠义巡社”“棍子社”“霸王社”“亡命社”等。
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定州知州苏轼言:“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敌国同”;北宋末至南宋初,中原各地乡村民众还组织了寓兵于农的抗金组织“忠义巡社”,经常聚集“置枪杖器甲”“教习武艺”;仁宗景佑年间(公元1034-1037),河北等地“有不逞之民,阴相朋结,号为棍子社,亦曰没命社”;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山东历城、章丘有“聚党数十,横行村落间”的王社;徽宗
崇宁、大观年间(公元1102-110),扬州有“为侠于闾里”的亡命社。
结社组织的武术活动,具有较强的军事训练性质,即突出实用性,以刀枪等兵械军事技能训练为主。这对推动民间武术的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社组织,正是明清以后出现的规模巨大的白莲教、天地会的先声。而极度发展的白莲教、天地会的存在,即形成所谓的“江湖”,而江湖与武术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武术与“江湖”从来有着奇妙的不解之缘,但“江湖”的命名,在中文意思里是文学的、表象的、模糊的,它使我们产生的直接联想很容易是杀富济贫、跑马卖解、行侠走镳、啸聚山林之类,而极不容易捕捉到它的准确意义。到底什么是“江湖”的准确和本质定义呢?说来也巧,英文中正好有一个和中文“江湖”对应或大致同义的词汇“ OUTLAW”,“ OUTLAW”并不带朦胧的文学色彩,而是直接表明它的本质,那就是“法制之外”或“法律之外”。不管是中国的“江湖”,还是英国的“ OUTLAW”,用完整的话来表述,那就是“法制外社会”。英文的“OUTLAW”还有罪犯、无赖、放逐者等含义,中国的“江湖”同样也是皇家要犯、江洋大盗的亡命所在。中国的“江湖”,最主要的构成就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清代的各种秘密结社组织,这又成为后来黑社会组织之滥觞。由白莲教、天地会、义和团势力之铺天盖地,不难想象所谓“江湖”之大,肯定是英国的“ OUTLAW难以望其项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