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讨厌寒冷。他将自己的公寓维持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热带温度,很多访客只好默默受苦。和外国人交谈时,他经常频繁地在若干种语言之间转换,在一句话中从德语跳到法语、西班牙语、英语。虽然听力逐渐减退,但他的机智不减当年。洪堡自己打趣道,先是变聋,然后就该变笨了。他告诉别人,自己的名人效应完全来源于长寿。很多访客都对他孩子般的幽默印象深刻,例如他经常开自己宠物变色龙的玩笑,说它
跟“很多神职人员一样”,能够一只眼望天,一只眼看地。

他会给旅行家提出建议、推荐读物,以及列出他认为应该拜访的人物。自然、科学、艺术与政治,他无所不谈,并且不厌其烦地询问美国来客关于奴隶制的情况,以及印第安原住民受到的压迫。他认为,这是美国国家名誉上的一处“污点”。令他十分恼怒的是,1856年,美国一位支持蓄奴的南方人出版了洪堡的《古巴岛政治随笔》的英文版,但删去了其中所有批评奴隶制的章节。洪堡决定在美国各大报纸上发表声明,
公开谴责这一行为,并宣布被删去的部分才是书中最重要的内容。

访客们惊讶于这位老人的精神之矍铄,有人描述他“滔滔不绝地传授极为丰富的知识”。但这些应酬也分散了他的精力:每年,他平均会收到4000封来信,并亲自回复2000封左右;洪堡觉得自己“被这些通信紧紧追赶着”。幸运的是,近年来,他的体质十分强壮,只是偶发胃痛感冒及某种发痒、令人不适的皮疹。

与此同时,洪堡已经成为当世最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不仅传遍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广为人知。他的肖像被陈列在伦敦的展览会上还被悬挂在曼谷暹罗国王的宫殿里。在中国香港,人们把他的生日作为节日加以庆祝。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去问任何一个小学生‘洪堡是谁他准能马上给出答案。”

美国陆军部长约翰·弗洛伊德( John B.loyd)给洪堡寄来9张北美洲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以洪堡名字命名的城镇、县郡、山峰与河流。弗洛伊德写道,洪堡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过去,曾经有人提议将洛基山脉重新命名为“洪堡安第斯山脉”;直到今天,美国境内若干个县和城镇、一条河流、数个海湾、湖泊和山峰的名字中还带有“洪堡”二字。旧金山有洪堡旅店,加的尤里加有《洪堡时报》。洪堡既觉得受宠若惊,又有些尴尬。听说又有一条河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他自嘲道:自己长达350英里,只有几条支流,但“里面有好多鱼”。以洪堡命名的船只更是数不胜数,他称它们为自己的“海军舰队”。

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在关注这位耄耋老人的健康和近况。当有谣言说洪堡病倒后,一位德累斯顿的解剖学家竟来信索要他的头骨;洪堡开玩笑地回复道:“我还需要我的头颅一段时间,但之后我乐于从命。”
位女性崇拜者询问洪堡,是否可以在死前给她发一封电报,好让她赶来在病榻前亲手合上他的双眼。名誉也带来种种流言蜚语。法国报纸纷纷报道,洪堡的情妇是瑞典化学家约恩斯雅各布贝尔塞柳斯的遗孀、“丑陋的贝尔塞柳斯男爵夫人”,这让洪堡十分气愤。不知道什么令他更恼不实的花边新闻,还是人们对他品位的胡乱揣测。

洪堡已经80多岁了。他觉得自己像个“行将就木的珍奇物件”,然而仍保持着对一切新事物的兴趣。虽然他热爱自然,但也格外迷恋新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他追问来客乘坐蒸汽船旅行的感受,惊讶于从欧洲到波士顿或费城竟然只要十天时间。

洪堡看到并理解自然面临的威胁,马什将自己掌握的证据构建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而缪尔则将对环境的忧思播种到更广泛的政治视野中,并将其提升为公众心目中的重要议题。马什和缪尔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马什反对破坏森林,希望节省自然资源保护( ( conscrvation))起来他呼吁进一步规范对树木和水资源的利用,以便实现可持续的平衡。

而缪尔则以不同的方式阐释洪堡的思想。他提倡保存( ( preservation)即将自然隔离保护,使它们不受人类影响。他想尽量使森林、河流与山岳保持原始状态,并坚持不懈地朝着这一目标努力。“我没有什么救下森林的计划、系统或招式,”他说,“我只想尽己所能地敲击和捶打。他还动员大众,激发他们的意愿,以此获得支持: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读到他的文章,他的著作更是成了畅销经典。缪尔无畏的声音回荡在北美
大陆的各个地方。他,成了美洲荒野最强硬的守护者。

在经营马丁内斯的斯川泽尔农场的几年中,缪尔从未停止对约塞米蒂谷的热爱。在驰名美国的文学杂志《世纪》( Century)担任主编的罗伯特安德伍德·约翰逊( Robert Underwood Johnson)鼓励缪尔,并使他最终决定开始为荒野而战斗。每次重回约塞米蒂谷,他都会看到更多变化。虽然这里是一处州立公园,但法规的执行极其松散,加利福尼亚州并没有很好地管理这片山谷。羊群的咀嚼让山谷的地面变得荒芜,接待游客的设施遍布各处。缪尔还注意到,自他20年前初到内华达山脉以来,很多野花都消失了。山中处于公园地界以外的红杉树缪尔钟爱的树种—都已经被砍伐用作了木材。缪尔为自己看到的浪费与破坏而震惊。日后,他将写道:“这些经过锯床的树木无疑将成为上好的木材,就像乔治·华盛顿经一个法国厨子的手就可以变成一道上好的菜肴一样。”

著名的法国玻璃艺术家埃米尔·加莱( Emile Galle)拥有一套海的《自然界的艺术形态》。在他看来,这些从海洋中收获的发现已经将科学实验室转变成了装饰艺术的工作坊。1900年5月,加莱评论道,“水晶般的水母”给玻璃艺术带来了新的“微妙变化和曲线”。新艺术运动的风格便是将自然元素融入一切事物中:从摩天大楼到珠宝,从海报到烛台,从家具到纺织物。玻璃门上蚀刻着盘曲的装饰图案,描绘着花朵的卷须;家具设计师则在桌脚和扶手上下功夫,雕刻出树枝般的线条。

这些有机生命的运动和线条给予了新艺术运动独特的风格。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巴塞罗那建筑师安东尼·高迪将海克尔的海洋生物放大为独特的栏杆和弧顶。他用海胆的图案装饰彩色玻璃,模仿鹦鹉螺的形状设计巨大的吊顶灯。高迪设计的房间、楼梯与窗户,其形状来源于大簇的海草,以及交缠其中的藻类与海洋无脊椎动物。在大西洋对岸美国建筑师、人称“摩天大楼之父”的路易斯·沙利文( Louis Sulivan)也转向自然寻求灵感。沙利文拥有多部海克尔的著作,并相信艺术家的灵魂可以在作品中与自然合而为一。他的建筑立面装饰有高度风格化的动植物图案。美国设计师路易斯·康福特·蒂凡尼( Louis Comfort Tiffany也受到海克尔的影响。海藻和水母那轻盈、透明的特质让它们成为玻璃制品完美的装饰元素。蒂凡尼设计的花瓶上常缠绕着多触足的美杜莎水母,他的工作室甚至推出了一款用黄金与铂金制成的“海藻”项链。

他告诉赫胥黎,如果想彻底改革科学界,就不能温和行事,必须亲自动手,把那些趾高气扬的学者“撂下马来”。他向达尔文承认,《有机生物的形态学大纲》是他深陷个人危机时所创作的,因此每句话都显露出他面对世界和生活的苦闷。安娜死后,他不再在乎个人名誉:“但愿我的众多敌人都来狠狠地攻击我的工作。”无论他们如何反击,海克尔一点都不在乎。

海克尔不仅通过《有机生物的形态学大纲》为新的演化论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还将洪堡的研究方向首次命名为 Ecologic(生态学)。海克尔把希腊语中的 J oikos(意为“家庭”)一词应用到自然中。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来自同一个大家庭,各有所居;和家庭成员一样,他们有时会产生冲突,但有时也会相互帮助。自然中的机生命和无机物组成了“个拥有活跃力量的体系”,海克尔在此处直接引用了洪堡的原文,借用
的是其整体的自然观(其中包含各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并给它取了个新名字。海克尔说,生态学就是“研究有机生命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

他强调感官的重要性,这既是向1832年去世的歌德致敬,也是对他们早年在耶拿友谊的纪念当时年长的诗人给予了他看待自然的“全新感官”。洪堡这样写道:眼睛是观照世界( Weltanschauung)的器官,我们同时也通过眼睛来阐释、理解和定义世界。在一个想象力被严格排除出科学的时代,洪堡坚持认为理解自然别无他途。只要抬头仰望天空,便可以理解这一点:璀璨群星“愉悦感官,启迪心灵”,然而与此同时,它们也按照精准的数学定律运行《宇宙》的前两卷太受欢迎,四年之内竟然出现了三个不同且相互竞争的英文版本。洪堡告诉自己的德国出版商,英国因《宇宙》而掀起了“纯粹的疯狂”,不同译者之间剑拔弩张。截至1849年,一共售出了大约四万部英文版《宇宙》,还不包括销往美国的另外数千部。当时,很少有美国人读过洪堡的著作,而《宇宙》改变了这一切“洪堡”迅速成为北美洲家喻户晓的名字。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在最先购得《宇宙》的读者之列。他在日记中写道:“神奇的洪堡,用他广博的胸怀和展开的翅膀,像一支军队一样前行,沿路将所有事物收入
囊中。”没有人比洪堡更了解自然。另一位热爱洪堡作品的作家是埃德加爱伦坡,他把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发表于1848年、长达130页的散文诗《尤里卡》( Eureka)—题献给了洪堡。这部长诗本身也是对《宇宙》的直接回应。爱伦坡试图在《尤里卡》中遍历宇宙中的一切“灵魂和物质”,这与洪堡探讨外在和内在世界的方式相呼应。宇宙,爱伦坡写道,是“最壮美的诗歌”。同样受到启发的还有沃尔特惠特曼:在创作著名的《草叶集》( Leaves ef Grass)时,他的案头就放着一部《宇宙》惠特曼甚至专门创作了一首题为《宇宙》的诗,并在著名的《自我之歌》中称自己为“一个宇宙洪堡的《宇宙》影响了美国两代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而其中最重要,而且深受《宇宙》启示的,或许是美国最负盛名的自然文学家:亨利大卫·梭罗

洪堡确实需要国王付给他的俸禄,因为多年来出版自己的作品已经让他“穷得像只教堂里的老鼠”。他必须量入为出,但又实在不擅长理财。其著作的英文版译者曾经这样评论道:“天地之间,洪堡先生唯一不能
理解的,就是做生意这件事。

现在,洪堡可称得上是全欧洲最著名的科学家了,受到无数同道中人(包括诗人和思想家)的倾慕。但有一个人尚未读到他的作品,那就是18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在洪堡周游伦敦时,达尔文刚刚放弃了自己在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业。他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十分恼怒。“你什么都不关心,只知道打猎、养狗和观察老鼠,”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抱怨道,“你真给自己和全家人丢脸。”

从1804年回到法国的那天起,洪堡就一直渴望再次离开欧洲。去远方漫游的冲动是他最忠实的精神伴侣。他相信,不能仅仅从书本中获得知识。为了理解世界,科学家必须到自然中去去感受,去体验。歌德曾在《浮士德》中探索过这一想法,他将海因里希浮士德的助手瓦格纳设定为一个单调而平面化的角色,只知道读书本,不懂向自然学习：

幽林和田野我很快就看厌,
对飞鸟的翅膀我从不欣羡。
精神所赐的悦乐却多么两样,
当你埋头于一页一页的书章!

自然是洪堡最好的老师,它教给洪堡最重要的一课便是自由。洪堡说,“自然是自由之域”,因为自然的平衡要靠多样性来维持,而这可以看作是政治与道德真理的蓝图。一切事物一从最不起眼的苔藓或昆虫到大象或高耸的橡树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它们又会共同作用组成一个整体。人类在其中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自然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