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容
《汉宫秋》是以历史上的昭君出塞故事为题材。它改变了胡汉之间的力量对比,把汉朝写成软弱无力、任由异族欺压的政权。作者虽然写到君臣、民族之间的矛盾,但着重抒写的是家国衰败之痛,是在乱世中失去美好生活而生发的那种困惑、悲凉的人生感受。剧中写了官吏贪墨,肖小之徒兴风作浪;满朝文武是不能“安社稷,定戈矛”的废物。在剧中,马致远把汉元帝塑造成了一个对王昭君爱得如痴如醉的怜香惜玉的多情才子形象。
(2)主题
①汉元帝“不自由”
剧中的汉元帝虽然贵为天子,但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受人摆布。在现存的《汉宫秋》多种版本,题目正名都有“汉元帝一身不自由”一句。“不自由”三字,力重千钧,颇能体现出剧作家塑造汉元帝形象的苦心孤诣。
②对历史与现实的体悟
中唐以后,随着作家对人生思考的深化,已经有人看到掌握极大权力的帝王,也会出现极不自由的局面。在金元之际,马致远选择了汉室受到凌辱的历史题材,不能说他不曾寄寓着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环绕着汉元帝、王昭君的形象,他通过戏剧冲突,抒发自己无法主宰命运、只能任由播弄的悲哀。
(3)风格
《汉宫秋》以“秋天”的意境作为结撰全剧的背景,突出秋的瑟悲凉,更使整个戏笼罩着灰暗荒寞的气氛,这又表达出作者对的体验和认识。

艺术上,剧中许多唱词写得声情并茂,以塞北风光和宫中秋景衬托离别之恨和思念之苦,意境优美音节嘹亮跌宕极富艺术感染力。如作者在第四折写汉元帝对昭君的思念，进一步渲染他孤苦凄怆的心境。在汉宫,人去楼空,汉元帝挂起美人图，苦苦追忆，朦胧间昭君入梦，梦醒则茫然若失，只是孤雁哀鸣，“一声声绕汉宫声声寄渭城”,凄厉地陪伴他度过寂寞的黄昏。

阅读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选段,并按文后要求答题。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1、请将上述文字译为白话文。
2、请谈谈这一段论述揭示了怎样的文学现象律。
3、请写一篇评论,结台文学现象、作家文本或前人相关理论,阐述你的见解。题目自拟

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
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苏轼的词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扩大功能与开拓词境 以诗为词的手法 豪迈奔放的风格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态度填词。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

一弹指顷去来今”，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见淮山是日至寿州》，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就格外生动有趣。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惟妙惟肖。“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晶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

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算香”。岭南荒原远，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目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
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三过门间老病死

苏轼的诗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 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他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著!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岀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涵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拨酌制诰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螺绁之中。憔悴非人,在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
又如《文与可画 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寥廖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
帐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察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跄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
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
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呈

寥寥数笔,将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土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袭唐人旧制,西昆诸子更是严格遵守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了。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用四六体来写公文书,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难偶工切,从而给这种研四细六的文体注着的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时人称赞他:“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功。”这评价是公允的。
欧文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
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气。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逃断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写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衰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绝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慨陈词,感情激越更迎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例如《释秘演诗集序》的中间一段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是宋词。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词在晚唐五代尚被视为小道,到宋代才逐渐与五七言诗相提并论。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如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
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都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在词的过片、句读、字声等方,词都建立了严格的规范。词与音乐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词的声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细密。宋词独特的艺本力是五七言诗难以达到的,它为丰富古典诗歌的艺术作出了独替的贡献次宋词在题材内容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晚唐五代词,大多是风格柔婉的艳词,宋代词人继承并改造了这个传统,创作出太量的抒情意味更浓的美丽动人的爱情词、弥补了古代诗歌爱情题材的不足。此外,经过苏、辛等人的努力,宋词的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咏物词、咏史词、田园词、爱情词、赠答词、送别词、谐谑词，应有尽有。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艳，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秾丽相竞。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后代词人很少能超出宋词的范围。

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
文体的多样化、古文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整合风格的变化、古文的普及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后人有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而且北宋的王禹范仲海、晁补之、李格,、李,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朱熹、陈亮等人也都堪称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
宋代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经验和教训,使古文更加健康地发展。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的章法、句法等技巧和叙事、议论等功能方面,都为宋代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唐代古文本是作为骈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韩、柳对骈文颇为排斥,这使习惯于骈文的作家和读者都感到不满,所以古文并没有取代骈文的地位。而且韩愈的古文已有艰涩古奥的倾向,韩愈以后的古文作家因袭了这个缺点。到了晚唐、五代,骈文又重新占据了优势。宋代作家清醒地看到了唐代古文的得失,于是欧阳修等人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的文体,又反对追求古奥而造成的险怪艰涩,从而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欧、苏等太并不绝对摒弃骈文,他们的古文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以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同时,他们又借鉴古文手法,对骈文进行改,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这样,古文和骈文经过取长补短而各自获得了新的活力。此外,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
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昌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
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和文学意味。比如欧阳修的史论在议论中渗太强烈的感情色苏轼的亭台记把叙事与议论结合得天衣无。《秋声》、《赤壁赋》等散文名篇更堪称典范。在这些作品中,散文的各种功能已水乳交融,且具有诗的意境,成为名副其实的美文。
宋代散文的风格丰富多彩,几位大家各具鲜明的艺术个性。就整体倾向而言,装文的风格是趋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从面在韩文之雄,文之峻切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就美学你值前言,宋文与唐文并无高下之分宋文的风格变化,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史加近生活的方向发展,这种文从顺、如行云流水的散文,显然更切于实用,也更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从宋代开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轴的文体格局得以确立，历元、明、清诸代而没有变化。明末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这是后人对宋代散文历史地位的公正评价。

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1.思维特征
(1)以已观物,以已感物
由于原始先民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截然分开,因此,他们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已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特出。这种思维方式是先民理解神秘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
(2)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的思维
由于原始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因此,思维还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不能脱离那些具体的感性材料。神话的综合也仍然离不开具体形象,它通过一定程度的
概括,使某些神话形象脱离了具体事物。比如龙这个神话形象,便是经过长时间的综合而形成的。
(3)神话思维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
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在先民心中引起恐惧、敬畏或惊喜等情感,先民认为这些情感也是外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比如,《山海经》中每当出现龙风神话形象时,总是伴有歌舞音乐,显示了祥和安乐的情感体验。神话中所蕴含的情感,是神话之所以感人的魅力所在。
神话思维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思维,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原始思维的特点决定了原始人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进行独立思考,他们必须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神话是原始先民的一种认知和表达方式,是集体意识情感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