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就像一个“万能”（almighty）词语，可以用来解释阻碍国家提升国际地位的各种因素，如农村人口的低素质和文化障碍等（Anagnost，2004）。

从这个意义上说,性资本是一把双刃剑,为她们提供条件与机会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将她们异化,置于尴尬、困难的境地象征性认同与性资本的阶层特性

从这些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不是被迫要成为都市化公民,不是被动的国家权力的接受者,自我技术也不是与国家权力相对的两极化概念。国家通过消费行为在生产和分配领域创造了新的有钱有权阶层,他们有自己的消费趣味,同时操纵、影响着他人模仿与复制这样的趣味,以巩固自己的阶层地位及稳固国家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宏愿;但我认为个人对现代化有着各自的理解与期待,对如何实现自己理解中的现代化也有着自己的步伐与方式。缺乏社会资源的人虽然走了一条与主流不同的蹊径,但无疑也在进行着他们的现代化,其中的自主性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这种自主性是微小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悄然无声,但是聚少成多。小姐除了青春(有些也已经失去)、身体和性外,没有其他可用的资源,要对抗阶层分化、身份污名和克服现实生活困难,实现自己成为现代化和都市化主体的欲望,只能通过日常中微小的自我实践,通过自尊自信与自我形象的提升来达成。“自我感觉良好”无形中让她们更新了性别意识,形成了新的性别观念和性别实践,从而成为她们的性资本,以对抗生活中的各种不利。

消费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以形形色色的形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假日经济、信用卡消费、房地产发展、电子商务等。近年来出现的“双十一”、“双十二”、“购物大趴”等各种购物节消费热说明,大大小小的日子都被装点成适宜消费的日子;各类电商、网站的流行带动了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低廉的价格刺激了钱袋子不甚充实的年轻人的消费欲望;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种支付方式的完善更使消费成了在手心中点击就能完成的茶余饭后之事。这个浩大的整体工程中唯一需要的就是有消费欲望的个人:人们通过消费带出和增加他们的价值,成为消费公民(Pun,2003:
474)。消费是在一切不易中一条相对较易之路,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们在如此强烈的国家主导的消费革命中也被卷入了资本再生产及消费互相作用的链条
中,努力消除着身上的农村印记和伴行的污名(同上:472)。然而新的阶层就此形成,新中产阶层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也正在消费中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农民工、下岗工人、城市底层这些努力在这个过程不被异化的阶层与之差距越来越大。打工妹一心通过消费跨越这道鸿沟,作为生产者却在消费中被不断贬低,被排除在城市生活之外。潘毅的分是一幅令人震撼却无望的图景,震撼因为我们猛然发现消费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力量,在它的驱动下人们不惜“冒险”来到城市,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为追赶处于更高社会阶层的人们进行着“自我革命”;无望因为无论打工妹如何努力,都逾越不了阶层的鸿沟。

那么,物质追求就不再是这群女性流动到城市并进入性产业的唯一目的了,她们想要成为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主体。从她们对贫困和青春的叙述中我们鄘能感受到个人寻求分享国家发展果实的急切: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国家要重断新定位,经济形式和地区政策发生改变,消费文化正在产生,观念更新,在有限的时间内,要为自己创造机会,跟上发展的潮流,一步落后则步步落后。要做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主体不一定要得到实质的社会福利,而是在各种社会限制之中抓住生活中的每一点每一滴可用的资源,积攒能量,在日常生活中改变自己、表达自己,纵使没有资源,至少也能光鲜美丽,即便生活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改变,小姐们仍能体验城市的生活。

在“青春饭”的话语面前她们不再是被动的跟随者,而是翻转了青春这个表面化、不可持续的资本,使其
成为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和文化资本。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以更多故事继续探讨小姐利用青春、延续青春的策略那么,物质追求就不再是这群女性流动到城市并进入性产业的唯一目的了,她们想要成为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主体。从她们对贫困和青春的叙述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个人寻求分享国家发展果实酌的急切: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国家要重新定位,经济形式和地区政策发生改变,消费文化正在产生,观念更新,在
有限的时间内,要为自己创造机会,跟上发展的潮流,一步落后则步步落后。要做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主体不一定要得到实质的社会福利,而是在各种社会限
制之中抓住生活中的每一点每一滴可用的资源,积攒能量,在日常生活中改变自己、表达自己,纵使没有资源,至少也能光鲜美丽,即便生活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改变,小姐们仍能体验城市的生活。

张真在她关于中国电影和文学的文章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经济转型中女性青春呈现及其被传统标准“琐碎化”和重新“嵌入”的清晰图景。她认为国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重新定位的进程中产生出“赶超”的焦虑,而女性解放和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首要“标准”,性别化的“青春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女性身体和性别形象在“青春饭”话语中被重塑,反映了国家在长期的女性无性别化和牺牲女性青春之后急于补偿的欲望( Zhang,2000）。
艾米·汉森( Hanser,2005)也讨论过本质主义的性别话语对于城乡阶层差异的塑造和加剧。她在三个中国北方城市的零售和批发商场做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化、年轻的女性身体是被置于农村中年妇女身体之上的,前者象征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力,而后者被贬低为落后和低效。她的研究发现阶层是除了性别与性之外加剧服务行业不平等的因素,而阶层往往通过性别与性来塑造和体现。在中国向后社会主义迈进之时,本质主义的性与性别观念就被用于区隔社会主义时代,它掩盖了男女之间及女性之内的不平等。“青春饭”因其性化的女性特质和与现代化的关联,成为后社会主义的讽喻( Rofel,1999),它是服务行业中传递和固化阶层差异强有力的工具( Hanser,2005:585)。

对不再继续念书的决定阿娟的理由是在农村念那么多书没用处,她希望看到的是生活中的即时变化,比如有钱能买新衣服或家电,而不是通过读书产生的持续但缓慢的改变—这显然要花上
几倍的时间和资源,但她们家出不起,还不一定成功,事实上,成功的概率很低。

从这些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不是被迫要成为都市化公民,不是被动的国家权力的接受者,自我技术也不是与国家权力相对的两极化概念。国家通过消费行为在生产和分配领域创造了新的有钱有权阶层,他们有自己的消费趣味,同时操纵、影响着他人模仿与复制这样的趣味,以巩固自己的阶层地位及稳固囯家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宏愿

对不再继续念书的决定阿娟的理由是在农村念那么多书没用处,她希望看到的是生活中的即时变化,比如有钱能买新衣服或家电,而不是通过读书产生的持续但缓慢的改变—这显然要花上几倍的时间和资源,但她们家出不起,还不一定成功,事实上,成功的概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