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书体的发展至唐代已然成熟,唐代以后的书法史便以风格史为主体,而风格史又是以王羲之的作品为基准来作对照。一个书法家的艺术成就,历史自有公论。但是书法家的墨迹对后世产生影响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帝王的喜好与介入,占了重要的关键。从东汉章帝(76-88在位)喜欢杜度的草书,魏武帝(155-220)喜好梁鹄的隶书(八分),齐高帝萧道成(427-482)和王僧虔赌书,都是历史上清楚的记载。然而,王羲之的真、行、草书真迹虽已不复见,但各种摹本流传后世,影响中国书史一千七百年之久。这样影响力的形成,唐太宗李世民不遗余力的推崇与推广,才是关键因素的所在。

书法史上享有“书圣”赞誉的王羲之,他的书法成就依据其四世孙王僧虔所说的是“更改古体”。王羲之“更改古体”,并不是创造新的书体,而是将字字分离的“章草”,改成字字相连、形成有轻重缓急节奏感的“今草”,而造就出种新的时代风格。王羲之这样的成就,是种对于草书的改革,而非创造新的书体,这与书写质材从竹简转到纸张上有着密切的关连。

《远宦帖》的草书风格,有些是上下二字相连,字与字的间距较紧凑,上下二字不相连的字距较宽松。而每一行几乎看不到笔直的行距,呈现略带左右摆荡波浪状的表现,这样的风格呈现,已经脱离了竹简每片固定宽度的制约。王羲之其他比《远宦帖》还要奔放的书法作品,就更不是竹简固定尺寸所能约束了,这是书写质材的转变,进而影响书法表现的实例。

竹简的制作,是先将竹子裁成竹筒,依据书写的用途,将竹筒劈削成长短不同的竹片。由于新的竹子含有水分且带有青皮,墨难以附着其上,于是需要去掉青皮,再用火炙去水分,然后刮削出写字的平面,使书写顺手且易吸墨。这些过程称作“杀青”或“汗青”;后世将“汗青”引申为史书的代称,“杀青”则指作品完成,二词已有不同的解释和用法。

中国书体的发展至南朝时大体定形,形成所谓篆、隶(专指八分)、楷、行、草等基础书体,同时确立了以真书、草书作为评断书法家成就的基准,影响了唐代以后以楷书、草书为书法学习的基础。在唐代以后至十九世纪之前,书法家多是以楷书、草书、行书这三种书体,来取得当世或者后世的书名。若一位书家擅长多种书体,也都是先称扬楷、行、草的成就,再及于篆、隶书。直至十九世纪之后,篆、隶的书法名家才登上主流书家之林。

西周晚期的周宣王时代(公元前827——前782),有一位以籀（zhou\）为名的太史,曾就古文加以增损,作《大篆》十五篇,又称“籀文”,但经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到春秋战国时(公元前770——前221),以“籀文”为基础所发展出的各国文字,因区域和国度的不同,在造型上渐有差异,致使文字未能统一。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为使文字规范化,遂令丞相李斯等人在大篆(籀文)的基础上,加以省改,颁行全国,成为官定的标准字体。西晋时代卫恒所能看到的篆书,即为李斯所写的石刻文字,现今称为“小篆”。

秦汉之后,篆书主要是作为纪念性或宣示性的书写,而作为日常之用的书体,则是在秦、汉时期发展并成熟的隶书与草书。

篆书不是在书体上产生变化,而是有另种书风的呈现。隶书与草书这二种书体的发展,可以说是同源而异流。从地下出土文字来考察,隶书在西汉末年开始形成规范化的写法之时,草书也开始脱离隶书的造型,发展出独立的书体。由于草书是从隶书脱化而成,形成时期较隶书晚,但是后来的发展迅速,在东汉末年,已经和隶书(八分)分庭抗礼了。


从正史的文献看来,《晋书》开始直到《新唐书》、
《旧唐书》常出现某位书家“善草、隶”的用词,王羲
之、王献之在文献上的记载也是“善草隶”。若是以八分的书体来理解隶书,在传世的王羲之、王献之书迹中,从未出现“蚕头雁尾”的“八分”书体。唐代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影响后世甚巨,他所写的《颜氏家庙碑》,在后人的题记中,可证明“隶书”一词是用于我们现今所认为的楷书一书体。

当有“蚕头雁尾”笔画的书体,被赋予“八分”之名时,隶书这一名称就专用于“津顿首”书信尺牍的这类字体
上。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书法史,以唐代为一分界,唐以前是倾向以书(字)体史为主,即以不同时期文字演变过程为阐述对象。唐以后,文字的变化已经定形,成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造型,因而书法史的内容不再是书体史,而改以风格史为主,即着重每个时代或各个明星书家如何表现文字造型的美感。
十九世纪以后,唐代以前的地下出土文物日增,承载文字的材质多样,大体有甲骨、青铜器、简牍(以竹片、木板为主的书信)、帛缯(丝织品)、石刻、纸张等数种。此时的学者对于中国书体的演变比起古人更为清楚,而在书体史的研究过程中,大体厘清不同时代的代表性书体,如商代的甲骨文,周朝的青铜文字,秦朝的小篆,汉代的古隶、八分、章草,魏晋以后发展成熟的今草、正书、行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