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欧盟看作万灵药,像咒语那样吟唱“欧洲”之名,在顽固不化的“民族主义者”异端面前挥舞“欧洲”的横幅并高呼“悔改,悔改!”,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欧洲”的神话不仅完全无法解决这个大洲的问题,反而阻碍了对它们的认识。我们将发现,政治正确的做法几乎被等同于掩盖地方难题,仿佛仅仅提到欧洲的承诺就可以解决当地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很少有人想要否认欧洲所谓的本体存在。把它描述成仿佛已经是某种更强烈和集体意义上的存在,这样做会起到一些自我实现的效果——此类愿望的确能够推动思想的发展,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些事是它无法做的,有些问题是它无法解决的。“欧洲”不仅仅
是地理概念,但也不是答案。

上述结果表明,社会主义虽然在其曾经控制过的土地上打压了某些形式的国内歧视(比如限制反犹或反吉卜赛情感的表达,尽管完全没有采取行动消灭它们),但也鼓励和加剧了许多国家间的仇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民族独立时的矛盾,以及两次大战之间新诞生国家享受的那段短暂而脆弱的自由时光)。1918年之后,东欧民族的选择仍然和过去
样,或者效法西欧的模板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或者延续帝国时期的做法成立民族实体。于是,一系列独立的微型民族实体应运而生,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多个少数民族,这种混
合模式是最糟糕的。(11

在那些年主导欧洲人前进方向的既非理想主义,也不是历史命运的必然。从战后的现实来看,很难说希特勒战争幸存者们的携手是顺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1944年,美国记者珍妮特·福莱纳( Janet flanner)在为《纽约客》写的专栏中所预见的是截然相反的情况:绝望的各国将在欧洲内部打响稀缺资源的争夺战。诚然,西欧各国必须设法展开合作是显而易见的;但仅凭战后精疲力竭和集体困窘的现状,不可能推测出合作的程度和形式。此外,许多可能的合作形式(特别是经济合作)完全无关理想,也并不预示着未来的
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