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城市里，每条街上都有一处公开的赌场，每所房子都是小酒馆，每户人家都是逃亡者的避难所。音乐声和广告宣传的叫喊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一支使人神经错乱的交响曲。

她没有拖延时间，几乎马上说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寻找着，第一眼就从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那么多混杂的名字中找到了那个名字，并且用她那百发百中的标枪将它像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那样钉牢在墙壁上，对它的判决就这样一直留在那墙上。

一个女仆抖弄枕套想取出枕头的时候，手枪摔到地上走了火，子弹击穿房间里的橱柜，透过厅堂的墙，像在战场上似的尖啸着飞过邻居家的餐厅，把广场另一端教堂主祭坛上真人大小的圣徒像打成了一堆石膏粉末。

“可那是他,妈的,是他啊!”她感到心慌意乱,因为她知道他眼中的自己一定像自己眼中的他那样衰老,而她觉得,他心中的爱意未必像她的爱那般坚韧。他身上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就像第一次在晚会上与她相遇时那样;他还是系着那条皮带,挎着那只镶有银饰、如今接口已脱线的牛皮背囊。巴亚尔多·圣罗曼向前迈了一步,没有理会旁边那几位诧异的女友,将背囊放在绣花机上。
“好吧,”他说,“我来了。”
他带来的一只行李箱中塞满了准备留下来穿的换洗衣物,另一只一样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信件按照日期码放得齐齐整整,每一捆都用彩色绸带系好,一封也没有拆开过。

安赫拉·维卡里奥第一次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她发现原来爱与恨是一对同消共长的激情。寄出的信越多,她情感的炽焰就烧得越旺,对母亲那令人快慰的怨恨也就越发强烈。“看见她,我胃里就直翻腾,”她告诉我,“可每次又总让我想起他。”被退婚后的生活就像单身时一样乏味,她常跟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就像从前叠纸鸟、用碎布做郁金香一样,不过等母亲就寝后,她就躲到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到天亮。她变得头脑清醒,自信笃定,不仅成了自己意志的主人,还重新变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处女。除了自己她不再承认任何权威,除了自己的痴念,她不再受任何他物驱遣。

见到她坐在窗前这幅田园诗般的景象,我真不愿相信她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不愿承认生活最后会沦落得与拙劣的文学作品如此相像。

她没有丝毫迟疑,几乎立刻就念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搜寻,只一眼便从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众多极易混淆的姓名中找到了它。她用精准的飞镖将它钉在墙上,仿佛它是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对它的审判早已写就。

他们发现恐惧的另一端是一片耀眼的静水,他们像是在水中浮游。他们听不见整个小镇的嘶喊,看不见所有人正因他们的罪行而瑟瑟颤抖。“我感觉像在骑马飞奔。”巴勃罗·维卡里奥说。

父子俩讲阿拉伯语,但是从不当着普拉西达·利内罗的面说,生怕她觉得受到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