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一向把死亡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危险。他作战时总是身临第一线，却连划破皮的小伤都没有受过。他在敌人的炮火下行动自若，镇定得近乎荒唐，手下的军官们只得简单地解释为他自信刀枪不入。他屡遭暗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好几次是因为他没有睡在自己的床上才保全性命。他外出时不带警卫，无论在什么地方给他什么吃喝都不提防。只有曼努埃拉明白，他满不在乎的态度并不是出于糊涂或者宿命论思想，而是因为他悲哀地确信自己必将孤苦无告、赤身裸体地死在床上，并且不能从公众的感戴中获得安慰。

十四年后,他遭到失败,病得要死,在马格达莱纳河魔幻般的景色中想得出神,也许在自问有没有勇气抛开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准备的牛至、鼠尾草和苦橘叶煮的用来分神的洗澡水,采纳卡雷尼奥的劝告,带着他的叫花子似的军队,他的百无一用的光荣,他的痛定思痛的失误以及整个祖国,浸入紫香菊的拯救的海洋。

于是他叉起手臂搁在胸前,开始听到榨糖厂的奴隶们在下午六点钟唱的圣母颂,看到窗外天上那颗无缘再见的明亮的金星,终年不化的山顶积雪,爬藤新枝上的黄色钟形花,第二天星期六由于举哀紧闭门窗,不能看到它吐放了,还有那永远不会重复的生命的最后光芒。

“总而言之,”将军总结说,“我们双手创造的一切,正遭到别人的践踏。”
“那是命运的嘲弄,”苏克雷元帅说,“我们似乎把独立的理想播种得太深,如今人们互相都在搞独立。”

市民们骂骂咧咧,唆使狗咬他们,朝他们脚下扔燃着的鞭炮,打乱他们的步伐。军鼓和铜乐器压不住喧腾,市民们对敌人的部队也没有这么做过。十一年前,经过三个世纪漫长的西班牙统治,凶恶的总督堂胡安·萨马诺也从这条路仓皇出逃,他乔装成朝圣香客,但他箱子里满是金铸的神像和原坯翡翠,剥制的大嘴鸟和装穆索蝴蝶标本的玻璃盒子。当时不止一人在阳台上
为他挥泪,向他扔一枝鲜花,衷心祝愿他一路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