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设想人类的生活是受理性支配的，那么，现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被取消了。

“人们都在说:不幸,苦难,”皮埃尔说,“假如这时,就在此刻有人问我:您愿意还像被俘之前那样呢,还是愿意把那一切再经历一番?我的上帝,千万别让我再当俘虏和吃马肉了。我们总以为,我们一旦被抛出我们走熟了的道儿,就一切都完了;其实,美好的新的东西才刚在开始。只要有生活,就有幸福。前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呢。我这是对您说的。”他转身对娜塔莎说。

从后面卡拉塔耶夫坐着的地方响起了枪声。皮埃尔清晰地听见了枪声,但是就在听见枪声的一刹那,皮埃尔记起,他还没有算出到斯摩棱斯克还有多少站,那是在那位元帅走过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计算的于是他开始计算。那两个法国兵从皮埃尔面前跑过去,其中一个提着一支冒烟的枪。他们俩都脸色苍白,其中一个胆怯地看了皮埃尔一眼,他们脸上的表情有点像他曾见过的那个行刑的年轻士兵的表情。皮埃尔看了看那个士兵,想起三天前那个士兵在篝火堆上烘衬衫,把衬衫烧掉了,大家都嘲笑他。
那条狗在后面—在卡拉塔耶夫坐过的那个地方哀嗥。“大傻瓜,它吠什么?”皮埃尔想。
和皮埃尔并排走的同伴们,也像皮埃尔一样,不回头看那发出枪声和后来狗叫的地方,但人人脸上的表情都是严峻的。

它又从外面推。最后的、超自然的努力也无济于事，于是两扇门无声地打开了。它进来了,它就是死。于是安德烈公爵死了。
但是就在安德烈公爵死的那一瞬间,他记起他是在睡觉,也就在他死的那一瞬间,他一努力,于是醒了。
“是的,这是死。我死了,于是我醒了。是的,死就是醒。”他心里忽然亮了,那张至今遮着未知世界的帷幔在他的灵魂视线前面揭开了。他觉得,先前束缚他内心的力量仿佛解放了,那种奇异的轻松感从此不再离开他了。

安德烈公爵舒了一口气,微微一笑,把手伸给她。
“是您吗?”他说,“多么幸运!”
娜塔莎用迅速而小心的动作跪着向他移近,小心地握住他的手,低下头来吻它,用嘴唇轻轻碰了碰。
“原谅我吧!”她抬起头来看着他,低声说,“原谅我吧!”
“我爱您。”安德烈公爵说。
“原谅我……”
“原谅什么呀?”安德烈公爵问。
“原谅我做的……事”娜塔莎用几乎听不见的、断断续续的低声说,开始更频繁地用嘴唇轻轻吻他的手。
“我比先前更爱你,更知道怎样爱你了。”安德烈公爵说,用手托起她的脸来看她的眼睛。
这双充满幸福泪水的眼睛,怯生生地、同情地、含着爱情的欢乐望着他。娜塔莎那张瘦削而苍白的脸,浮肿的嘴唇,实在不好看,而且显得可怕。但是安德烈公爵没看见这张脸,他只看见那双光辉的眼睛,那双眼睛是绝美的。在那眼睛后面可以听见说话的声音。

“是的,爱(他又十分清楚地想),但是,不是对某种东西、为了某种目的或者由于什么原因的爱,而是初次——就是我要死的时候,看见我的敌人,我仍然爱他的那种,我所体会到的那种爱。我体会到那种作为灵魂本质的不需要对象的爱。我现在就体会到这种幸福。爱邻人,爱自己的敌人。爱一切——爱上帝所体现的一切。爱一个亲爱的人,用人类的爱来爱就行了;但是爱敌人,只有用上帝的爱才办得到。因此,当我觉得我爱那个人的时候,我体会到这种喜悦。他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用人类的爱,这种爱可能转化为恨;但是上帝的爱,永无变化。没有任何东西,甚至死亡,都不能破坏这种爱。它是灵魂的本质。在我一生中我曾恨过那么多的人。而在这所有的人中间,像对她那样爱和恨的人,一个也没有。”于是他生动地想起娜塔莎,但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想她使他喜悦的迷人魅力;而是第一次想到她的灵魂。于是他眀白了她的感情、她的痛苦、耻辱和悔恨。他现在第一次懂得了他的拒绝是多么残忍,看出他和她决裂是多么无情。“我多么希望再见她一次。只要一次,看着那双眼睛,说…”

他想起一八一○年在舞会上第一次看见娜塔莎,想起她那纤细的脖颈和纤细的手臂,她那时时都在兴奋状态的、又惊又喜的面庞,于是在他的心灵中苏醒了对她的眷恋和柔情,比任何时候都更生动,更强烈的眷恋和柔情。他这时想起了他同那个用含着泪水的肿起的眼睛模糊地看他的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公爵想起了一切,于是对那个人的热烈的怜悯和挚爱充满了他那幸福的心。
安德烈公爵再也忍不住流出温柔、深情的眼泪,他哭了,哭人们,哭自己,哭他们和自己的错误。
“对弟们、对爱他人的人的同情和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间传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教给我而我过去不懂的那种爱;这就是我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人世,这就是我所剩下来的唯一的东西,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知道这一点!”

“如果战争没有宽大,那么我们就只有在值得赴死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才去打仗了。那时,就不会因为保罗·伊万诺维奇得罪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而开战了。只有像现在这次战争,才算是战争。那时,军队的紧张程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那时,拿破仑所率领的这些威斯特法利亚人和黑森人就不会跟随他到俄国来了,我们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到奥国和普鲁士去打仗了。战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生活中最丑恶的事情,应当了解这一点,不要把战争当儿戏。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可怕的必然性。这就在于:去掉谎言,战争就是战争,而不是儿戏。不然,战争就成为懒汉与轻浮之辈喜爱的消遣了……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但是什么是战争呢?怎样才能打胜仗?军界的风气是怎样的?战争的目的是杀人,战争的手段是间谍,叛变,对叛变的鼓励,蹂躏居民,为了军队的给养抢劫他们或者盗窃他们;欺骗和说谎被称为军事的计谋。军人阶层的风尚是没有自由,也就是说,守纪律,懒惰,愚昧无知,残忍成性,荒淫和酗酒。虽然如此,军人却是人人都尊敬的最高阶层。所有帝王,只有中国例外,都穿军服,而且谁杀人最多,谁就得到高级奖赏……就像眀天那样,人们凑在一起互相屠杀,有好几万人被杀死和被打成残废,然后为了杀死许多人(甚至夸大伤亡的数字)举行感恩祈祷,宣布胜利,认为杀人越多,功劳就越大。上帝怎样从天上看他们、听他们啊!”安德烈公爵喊道,声音又尖又细。

在危险追近时,人的灵魂里常常有两个同样有力的声音:一个声音很理智地叫人考虑危险的性质和避免危险的方法;另一个声音更理智地说,既然预见一切和躲避事件的必然发展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就不必白费气力和自寻烦恼去考虑危险了,最好在苦难未到来之前不去想它,只想愉快的事。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多半是听从第一个声音,在社会生活中,就相反地听从第二个声音。

法国人之所以自信因为他认为他本人不论在智力还是在肉体,不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迷人力量。英国人很自信，其理由是他是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再者,一个英国人永远
知道他应当做什么,而且知道他作为一个英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毫无异议地正确。意大利人之所以自信,因为他总是激昂慷慨,容易忘掉自己和别人。俄国人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知道的。德国人那种自信比哪一种都坏,比哪一种都顽固,比哪一种都可厌,因为德国人想象他知道真理,科学其实那真理是他杜撰的,然而他认为那是绝对的真理。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全都完了?”他重复说,“如果我不是我,而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聪明、最好的人,并且是自由的,那么此刻我就跪下向您求婚和求爱了。”
许多天以来,娜塔莎第一次流下感激和感动的眼泪,她看了看皮埃尔,就走了。
她走后,皮埃尔几乎是跑着到了前厅,忍着哽住喉咙的、因受感动和幸福而要流出的眼泪,他没有伸进袖子,披上皮大衣,就上了雪橇。
“现在到哪儿去,您老?”赶车的问。
“到哪儿去?”皮埃尔问自己。现在还能到哪儿去呢?难道到俱乐部或者到人家去做客吗?比起他所受的感动和爱情,比起她最后一次含着泪水向他一瞥——那温柔、感激的一瞥，——比起这一切,所有的
人们都显得非常可怜,非常乏味。
“回家。”皮埃尔说,虽然零下十度,他仍然敞开熊皮大衣,露出他那宽阔的、欢快地呼吸着空气的胸脯。

回到家里,娜塔莎一夜没有入睡,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折磨着她，她爱谁:爱阿纳托利还是爱安德烈公爵?她爱安德烈公爵——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她是多么强烈地爱他。但是她也爱阿纳托利,这是没有问题的。“不然的话,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呢?”她想。“在分别的时候,我既然能够对他的微笑也报以微笑,我既然能够听仼发生那种事,那就是说,从见面时起我就爱他。那就是说,他善良、高尚、美好,令人不能不爱他。我爱他,又爱另外一个,这可叫我怎么办呢?”她对自己说,对这些可怕的问题找不到答案。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会这么一往情深,我简直不相信,”安德烈公爵说,“我从前的感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有她,那儿全是幸福、希望、光明;另一部分没有她,那儿全是
苦闷和黑暗。”
“黑暗和愁闷,”皮埃尔重复一句,“是的,是的,我理解这个。”
“我不能不爱光明,爱光明并不是我的过错。我非常幸福,你了解我吗?我知道你也为我高兴。”

“不,才活了三十一个年头,并不能就算完结,”安德烈公爵坚决果断地说,“光是我对自己的一切都知道是不够的,要让大家都知道,连皮埃尔和那个想飞到天上去的少女也都知道,要让大家了解我，我不应当只为我个人而活着,不要把我的生活弄得和大家的生活毫无关系,而是要我的生活影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和我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