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法语就不如德语了。教法语的奥利维埃夫人不懂手语,她只会口头教我。尽管有莎莉文老师帮忙,我还是常常弄不懂她的口型
我非常努力地学,可唇读和表达进步并不大。不过我相信自己还能进步,莎莉文老师也这么鼓励我。
最可怕的是数学,因为我压根儿就不喜欢推理,而且我发现我一看见数字脑子就转不动了。数学老师教得非常吃力,
我呢,真是狼狈不堪。
除了数学,其他课目我几乎全部喜欢,像自然、地理这些我学得特别快乐。像“风是怎样来的,水蒸气是怎样形成的,河流去向哪里,山岳从哪里来”之类的问题,我都觉得非常有趣。
每天上完课,莎莉文老师都要带我去中央公园散步,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莎莉文老师挽着我的胳膊,给我细致地描述路上的风光和公园里的美景
春天来了,我们去赫德森河上划船。我们喜欢那里绿茵茵的河岸,据说布赖恩特爱在那里吟咏。那里还有摸上去了不起的峭壁。公园里所的点,像西点、塔里教华盛顿、欧文的故乡、“睡谷”等等,我们统统玩遍了。

在莎莉文老师的指导下,我读了不少书,像希腊、罗马,英国的历史、法语语法等。我还读了拉·封丹的《寓言》和拉昔姆的《被强迫的医生》
我经常高声朗读这些名著,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碰上喜欢的诗句,我就给莎莉文老师朗诵。她殷勤地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如何断句和转调。

小时候,我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我曾暗下决心“将来我一定要考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没有人敢相信!别说我这样的残疾孩子,就是健康的成绩优异的人,要想考哈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什么不进卫斯理女子大学呢?”“因为那里只有女生可以竞争啊。”我幽默道,瞧瞧,我是多么野心勃勃啊。没办法,我是个执拗的人,这个念头一旦在我心中扎了根,我就不会轻易放弃。我就想跟那些聪明健康的男孩女孩们比试比试,我本来就该和他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嘛!

那是1887年3月3日,我六岁零九个月下午的时候,我独自站在走廊上。母亲和仆人们慌慌张张地忙碌着,我猜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来临。他们已经忙碌了好几天了。阳光透过繁盛的金银花叶子,火辣辣地落到我脸上,我不安地捻着花叶,摩挲着那些迎春盛开的花儿。母亲没空理我，我不免感到失落和寂寞。到底有什么事情呢?”我想,“会跟我有关吗?”我忐忑不安。那时候我就像雾中航行的小船,没有指南针没有探测仪,总不知道海港在哪里,茫无方向。我常在心里呐喊:“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感谢上帝,光明和爱的天使终于姗姗到来了。我首先感到有脚步向我走来,我莫名地感到亲切。我以为是母亲,没头没脑地扑过去。这个人一把抱住了我,把我抱得紧紧的。我从气息中知道她不是母亲却无端地让我感到安逸和亲近。我似乎能确定她就是那个能给我安全给我光明给我最深的爱的人。大概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当时的我是副什么样子。现在你们知道,我是作家海伦·凯勒,可你们知道六岁的我曾是个蛮横无理的小家伙吗?我想我得在这里如实地交代,家里人那时候偷偷喊我“小暴君”。我交代的出发点是希望你们努力,即使我是一个野蛮的小暴君,通过努力,一样能获得今天的文明！

也许是母爱感动了上帝,在一个清晨,我的高烧奇迹般地退了。全家人高兴得难以形容。他们还不知道,可恶的高烧已经夺去了我的视觉和听力,这一点连我自己也蒙在鼓里。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非常怕光,哪怕普通的日光也会让我的眼睛灼痛,我只能面壁而坐。渐渐地,阳光在我眼里一点一点地灰暗下去。某天我睁开眼睛,眼前竟然一片漆黑。我害怕极了,简直像坠入万丈深渊。那绝对是一场噩梦。恐
惧如同潮水般吞没了我,我永远记得那一刻的绝望。“啊,妈妈—爸爸”除了哭闹,我还是只能哭闹。
等我被证实为盲、聋、哑之后,亲人们万分痛心。他们纷纷不解地说:“上帝呀,怎么可能呢?!我们祖上可是有位很著名的聋哑教育专家的呀!”
从那以后,我陷入了无边的黑暗,整整四年。直到六岁我的幸运女神莎莉文老师降临,我才重新感受到光明。她是我的月光仙子,领我走进了知识的殿堂,唤醒了我那双一直存在的、比任何肉眼还要明亮的心灵的眼睛,让我获得了全新的光明。我永远永远感激她我也感激曾拥有过的那十九个月的光明和声音。我一直清晰地记得我们的“绿色家园”,记得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百花争艳、孩子们的笑脸和大人们的歌声……所有这些,一点一滴,都永恒地留存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