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独自坐在和平咖啡馆露天座上，那些顾客都挤在一张张餐桌周围。因为是六月的太阳、来往车辆的嘈杂声、树木的叶子——树叶的绿色和店铺正面的黑色形成鲜明的对照——以及我听到的邻座外国顾客的声音？我感到自己也是迷失在一座陌生城市的旅客。我盯着粉红色小卡片看,仿佛它是最后一个能使我确定身份的物证,但这卡片使我更加感到不自在。它使我想起我一生中一个遥远的时代,我很难把那个时代跟现在联系起来。我最终在想,我是否小时候跟父亲一起来过这里。我渐渐麻木、遗忘,就像那天我被小型卡车撞倒后失去知觉如同睡着那样,当时有人用棉花球在我脸上涂了乙醚。再过一会儿,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周围的那些外国人中无人能告诉我。我试图从麻木中恢复过来,眼睛盯着粉红色小卡片看,上面印着我的体重:七十六公斤。

我逐渐想起这些细节,开始同意冉森的观点。在我经常跟他见面的那几个星期里,他想着十分遥远的那些人和物,但他的脑中只留下模糊的基准点和模糊的身影。而由于一种相互关联的现象,这些人和物在跟他接触后就不再确实可靠。哑剧演员吉尔及其妻子,今天是否可能还生活在某处?我徒劳地想要相信这事,并想象其后的情况,但对此并未信以为真:三十年后,我在巴黎遇到他们,我们三人都老了,我们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上,平静地回忆冉森和一九六四年春天的往事。这一切曾使我感到神秘莫测,却终会变得一清二楚乃至平凡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