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凶与吉。这是说真正聪明的人不用水来当镜子,而是拿别人来当镜子,用水当镜子,可以看到的是容貌,而用人当镜子则可以知道对与错。
杨绛在对人性哲学的探索中,也曾多次阐述“镜中人”理论,认为镜子里的人往往是自己心目中的“意中人”,而非自己的真面目,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别人眼中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人活一世,尽管不是为别人而活,尽管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是在人群中走过,或多或少会与别人发生过一些故事,或深或浅会留下一些脚印,也注定会以某种方式被世界铭记或遗忘。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即使再脱俗低调的人,都无法逃避别人评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人一生功过得失的评价,也正如果实的轮回、季节的更替一般耐人寻味。

杨绛的作品里经常提到苏东坡,大约她也是将苏东坡视为精神偶像的。她爱读苏东坡的“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她披上了一件隐身衣,也躲开世俗争名夺利的风雨,坦然享受内心的丰盛。因此,她始终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永远是那么从容不迫。尽管隔着几百年的时光,但是我仍能看到他们在生存智慧上的相似。他们既不逃避世俗,又不与世俗兵刃相接,在与世俗烟火为伍中,既小心戒备,又达观以对。他们在逆境中保存了自己,追逐着志趣,这既是一种生活的技巧,更是一门修身的艺术。

她说,一个人不想高攀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在茫茫人海里,隐去光芒,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文化人,能够在那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生活过来,还能保存属于自己的性格、尊严以及自由的心灵,靠的正是这种淡泊之心。

有人说,把直路走弯的人是豁达的,因为可以多看几道风景,多经历一些沧桑,也会少一些困惑,少一些迷茫。也许,多年的缄默和荒废,对于惜时如金、以做学问和写作为至上乐趣的人来说,该是一场痛苦的消耗。但是当有人问杨绛:“你们有没有为自已当初没有离开大陆而后悔?”杨绛淡然地说:“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我想,也正是因为那段艰苦的生活,让杨绛对民族、对民生、对苦难有了最深刻的体验,她的人生因此更加饱满充实,灵魂更加明净出尘。

尽管杨绛也曾无奈地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辱你。你稍有品德才貌,人家就忌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随时准备吃亏。

人要如何处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历来多少哲人研究的命题,也是每个人都要终身面对的问题。杨绛,早在归国的海轮上就感悟到,要想在大海的风浪中不晕船,不能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顺着船在波涛汹涌间的摆动起伏,让自己的身躯与船稳定成90度直角,就能永远在水面之上,平平正正,而不波动。或许这世界的道理总是相通的,又或许是她悟性非凡,总之这种在波浪中牢牢把握“地平线”的办法,也让她受益一生。她真的挺直腰身,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命运风浪。她用自己的为人之道迎合环境,以期适应。当然这个“适应”是积极的,不是“与世沉浮”。人这一辈子,期望的与现实常常会发生冲突,我们所期望的,未必能够实现,我们能获得的,却未必是所期望的。这就是生活,如何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也许杨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有些选择,不问缘由。就像杨绛曾说的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深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