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

(2007）华为的任正非在这年训来工创业20周年，跟过去的很多时候一样，他仍然表现得忧心忡忡。他透露说，华为在过去每年坚持投入销售收入的10％以上用于研发，九其是近几年。有超过2.5万名员工从事研发，资金投入都维持在每年七八十亿元以上，经过多年艰苦奋斗，至今为止，华为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

(2006年)如果将中国500强与《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进行一次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赢利能力好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汽车、食品、电子电器、建材、工农业设备、零售、贸易、银行、保险、制药等竞争性行业，而中国则主要集中在电信、钢铁石油、天然气开采、石化、电力等传统断性行业：成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至今仍然基本由政府掌控。一个十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民间公司的成长一直处在一个强势资本集群的俯瞰之下。政府作为一个资本拥有者，一方面掌握着政策和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则以捍卫自己的资本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

　　这是一段狼狈不堪的青春岁月。互联网经济曾经无比痛快淋漓地颠覆了过去的公司发展和财富积累模式，而在它降临人世10年之后，永恒的商业规律却以十分残忍和直白的方式告诉所有渴望成功的人们，跟以往的每一个故事一样，所有的成长都必须经历煎熬和历练，日后的辉煌将证明，危机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也确实起到了复苏经济的作用。复旦大学教授张军日后评论说：“这个政策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改善市场需求的转折点，其效应持续10年。消费信贷刺激了家庭的住房需求，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释放着持续的投资品需求。大量的企业也就是在这之后开始进入投资扩张时于期的。由于投资旺盛，整个经济对于上游基础部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保持了持续的
增长，这为大量地处上游的国有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在1998年，政策的大拐弯对房地产消费的启动效应竟是那么明显。

　　在当时的局势下，欲扭转经济的下行趋势和消费过冷现状，唯一的出路是目光向内、启动内需。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只要把这部分消费能力释放出来经济复苏或可迎刃而解。于是，朱镕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催热房地产。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他一直对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出现的投机行为颇为警惕，采取了抑谁望能制发展的政策，而如今在他看来，能够让老百姓大把大把地掏出钱来购买的商品，唯有房子了。1998年1月，地产业的标志性人物王石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从深圳速赴北京，有中央领导人想要接见他。当他赶到北京的时候，才知道那个人居然是朱镕基总理。王石后来回忆说，“朱总理向我询问了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日后看，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

　　①法罪错位：任何一场改革都无先例可循，因而，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很多改革的行为在一开始都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而“先天”地带有违法、违规的特质。这使得改革者必须冒很大的风险。而当其变革行动受到质疑的时候，当政者往往不愿意对其行为进行直面的辨正一很显然，这将对现有体制构成更大的挑战，于是假借一些另外的罪名达到处置的实效，便成了最便捷和保险的选择。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变革时期，“法罪错位”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三十年企业史，企业家落马无数，而喊冤申屈之声不绝于耳，一些被定罪的企业家往往犯事于东，却获罪于西，这就是非常隐秘的“法罪错位”现象

早期温州商人在商业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与硬骗强取截然不同,却将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那种没有道德底线的狡黠与血腥,展现得淋漓尽致。伴随着市场繁荣和民众富裕的是,原有商业秩序的破坏、淳朴的公共观念的淡漠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确切地说,温州现象并非孤例,它同样存在于所有商业活动率先活跃起来的地区,如广东的珠三角及潮汕地区福建的晋江地区、江苏的南部地区等。我们只能说,那是一个缺乏善恶感的时代,在“摆脱贫困”这个时代主题面前,一切的道德价值评判都显得
苍白无力。

　　《英国简史》的作者伍德沃德曾经写道：“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M他还引用《便西拉智训》中的一段名句说：“有的人湮没无们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从晋江假药案开始，在广袤的中国农村，有意识、有组织、大规模地制造假劣产品，在今后20年的时间里仍将持续地蔓延，从来没有根绝它成为很多地方摆脱贫困的捷径，成为地方政府振兴当地经济的绝招，在晋江假药工厂中，相当一部分的创办人和经营者是当地的乡镇干部，这个特征在今后也将一再地呈现。中国基层社会那种流传千年的淳朴的商业道德，从这时开始正在可怕地逐步沦失。

受到感召的不仅仅有戴尔和盖茨,在旧金山,一对名叫桑迪和伦纳德的夫妻用5美元注册了思科系统公司,他们正在研究一种叫路由器的新产品,这个白色的小盒子可以让多台电脑互相通信和共享信息,正是这个革命性的产品让日后的互联网浪潮成为可能。
戴尔和思科的出现,基本上代表了日后新技术公司的两种成长路径独一无二的商业渠道模式,或高度垄断的核心技术优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之间的距离,并不在于创始资本的大小,而在于
各自对产业成长的视野和理解的差距。

当时的国营企业聚集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资产和精锐人才,它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角,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成长形态和改革路径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性质和命运。在当时全球范围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国营事业的改革难题,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两年前出版了《短缺经济学》①,他对国营企业的运行模式及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剖,针对普遍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效率低下及商品短缺现象,科尔内指出其根源不在于“政策的失误”,而在于使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判断,其言下之意便是,必须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条件才可能让国营企业的活力获得焕发,而不仅仅是寄希望于中央政策的调整或企业内部管理的变革。这个思想在东欧和苏联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并最终成为那些国家选择激进的“休克式疗法”的理论依据。在中国,科尔内的理论也早早地传了进来,他的结论显然无法获得认同,不过,他的非均衡理论及分析方法却极大地启蒙了中国的经济学者。

“八大王事件”和“韩庆生事件”均在当年轰动一时,以后来者的角度来解读:国家是在动用政府机器对体制外的资本力量进行遏制,这样的制度性遏制将在今后的20年时间里持续发生,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决策行为,而是整个中国企业变革的逻辑使然。从中国改革的第一个年份起,依资产身份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政策便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战略,在很多时候,它甚至成了一种改革价值观。在1981年,当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刚刚萌芽的民营力量开始形成一股经济力量的时候,对前者的保护和对
后者的遏制便成了一种本能性的政策反应。

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应验了这一论断。

如果你认为这些设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可能就无法体味到历史的内在戏剧性。
我还将在日后的写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身处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生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
荣往往都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就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一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