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现代中国的觉醒，指的是与理性的、物质的世界相关的自我和个性。令人敬畏的我苏醒过来了，孤零零地望着天上的星座，期待着上天的启示。这种普遍的“我”的觉醒,不久就转向特定的“我”一中国的觉醒,后者指向社区和民族的层面。对本民族特性的界定,进而引发了对理想国家形式的思考,这种国家要负起责任,唤醒民众成为“自觉的”公民。于是,这种“唤醒民众”的决心,促使那些先觉者创造出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当这些程序演化为一种制造新民的体制时,这种体制本身就开始呈现诸多集权国家的特征。①但它又不只是集权主义的,它还是民族主义的。这些人就是中国的新民。政治权力追求一种民族主义的结局,即民族一国家的统一和主权,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运作,使唤醒政治的焦点逐步变得狭窄。

“觉醒”这个概念在中国曾经有过什么含义,它被谁以及
谁而使用,它可能对民主政治的形式和风格产生过什么影响,以及为什么它在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语言中如此普遍地存在,欲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进行一次“航行”,去探索语义学和民族历史之外的领域,去寻找在关于民族发展的文献中通常被忽略掉的种种资料。我的研究是围绕着20世纪前30年民族觉醒的文化史(第一章)、道德规范(第二章)、人种学(第三章)、治国策(第四章),以及政治制度建构(第五章)、纪律(第六章)、组织(第七章)和语言(结论)等类别而组织起来的。为了突出中国觉醒过程中革命和渐进两方面的对称,本书阐述了上述每一个类别的发展,包括艺术和建筑、博物馆和医学、小说与散文刊物以及宣传、政治制度和群众组
织等领域的当代状况。

在国民革命之前,文学、伦理和大众教育从未很好地与政治
合,是孙中山而非别人将这些东西带到了一起。1935年,历史学家傅斯年这样回忆其中的联系：
这风气当时的先锋重心固然是北京,而中山先生在上海创
办《建设》杂志,实给此运动以绝大的政治动向。我们从他当时所表现的议论中清楚的看出,他是觉得单是一种文化的革新是不足的,必有政治的新生命,中国才能自立,必有政治的新方案,中国才能动转。②
1919年,《建设》杂志创刊之后不久,作家和艺术家们就与革命者们一样投入了一个“政治方案”中。高其风的绘画表明,艺术和政治被超常地“嫁接”在一个形象之中,它使二者紧密围绕着觉醒的民族这一主题。

在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一国家运动史上,这种积极和消极力量的科学、汇合具有普遍性。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来说,在那些地方，“通过大众传媒、教育体系和行政法规,人们既能看到一种真实的大众民族主义热情，也能看到一种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
因此，问题就在于解释从一种觉醒含义到另一种觉醒含义的转变，并追溯民族觉醒观念的制度化经过，分析它怎样从一种不成熟的冲动演变成一种鲜明的纪律化的群众政治风格，并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管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