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冲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包括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一个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正如阿里·马兹鲁伊所说:“在政坛上,‘我们与‘他们’相对立的趋势几乎无所不在。”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共同的文化也促进了共有那种文化的国家或集团的合作,这可以从正在出现的国家间区域联盟的模式中看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宣传,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6)当然儒教也为李光耀所热衷,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教的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台湾“政府宣布自己是“儒教思想的继承者”,李登辉将台湾的“民主化”归因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它可以追溯到唐尧(公元前21世纪)、孔子(公元前5世纪)和孟子(公元前3世纪)。(注”)华人领导人无论想要为专制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末,共产主义未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成功和在其他亚洲社会的日益成功,导致新的中国领导人脱离了苏联模式。10年后苏联的瓦解进一步突出了引进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国人由此面临着转向西方还是转向国内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提倡全盘西化,这一趋势在电视系列片《河殇》和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由女神像上达到了其文化上和流行上的顶峰。然而这种西方取向既没有获得北京几百名决策者的支持,也没有获得生活在农村的8亿农民的支持。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也如同它在19世纪末一样被认为是不可行的。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评论家评述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权热切地接受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新源泉”,并有意识地激起反美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和行为辩护。一种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就这样产生了,用一位香港领导人1994年的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感。我们是中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回复到属于真正的中国东西的普遍愿望,这些东西常常是家长式的、排外的和专制的。在这种历史的重现中,民主就像列宁主义一样不被信任,因为它不过是另一个外国人强加的东西”。

然而人们同时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唯一最新的世俗上帝失败了,由于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他们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正如杰弗里·帕克所观察到的,“‘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