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PP有多少人在啊？我删了又装回去了。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从他（豪斯霍费尔）的身上再一次看到,任何一门学科,即便是军事科学,如果想博大精深,就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整天忙个不停,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每一处,记日记,写报告,翻词典。我很少见到他手里不拿书。他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又是个很不错的表达者。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不少东方之谜。

凭着天性我一直感觉到,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所以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是官方赐予的。生活在现在的人们不停地受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没完没了。就是今天,我,作为一个出生在自由时代、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的公民,我一直觉得护照上加盖的图章犹如犯人脸上的烙印:每次盘
问、每次检查犹如一种侮辱。我知道这是些小事,一直是些小事，那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

所有这些情景，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快车的行程啊！可是我有权指责他们吗？他们想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快乐，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感到现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去享受，穿几件好衣服，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鸟语花香的上午，会有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着阳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的血液和也许已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的生命。我几乎要对那些令我惧怕的事释然了。

善良的图尔人除了报上登的消息外，并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刚看到威廉皇帝，就像发了疯似的——我感到十分吃惊，不由得惊恐万状。我觉得，经过多年对德国仇恨的宣传，流毒已浸入平民百姓的心里。在这个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这里的市民和士兵毫无恶意，却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有这么大的仇恨。银幕上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画面，就引起这么一场骚动，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可见流毒是多么深广。下面继续放映其他画面时，他们就把刚才的一切忘记了。当晚放映的主片是一部喜剧，观众看得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有人乐得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那仅仅是一秒钟，而那一秒钟却被我看到了。我们曾做出过不少努力，想方设法促进国家间和民族间的谅解。可是到了关键时期，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被煸动起来啊！

我初次结识这座城市的时候，它还不像今天这样，有地铁和各种汽车把城市连接成一个整体。在当时，巴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浑身冒热气的肥壮的马匹拉的厢式马车。从这种马车的第二层，即顶层上观看巴黎，车速缓慢，是再好不过了。那时候，从蒙马特到蒙帕纳斯去一趟，算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因此，我觉得那些关于巴黎小市民节俭的传闻是完全可信的。他们舍不得花钱去做一次小小的旅行，所以，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巴黎人，从来不到右岸去；有些孩子只在卢森堡公园里玩，却从没有去过远处的杜伊勒里公园和蒙梭公园。在马车时代，车费是小市民必须考虑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市民或者老巴黎人最喜欢蛰居在家，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在大巴黎内部创造了一个小巴黎。所以巴黎的每个区域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甚至有不同的地方色彩。

我见到了范·德·施塔彭，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艺术史上几乎已经消失。不过这位身材矮小、面颊红润的佛来米人倒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与他的夫人，一位高大宽肩开朗的荷兰人，热情地接待我这个年轻人，给我看他的作品。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的文学和艺术。他们的善意打消了我的所有顾虑。我不加掩饰地对他们说，我到布鲁塞尔来就是想见见维尔哈伦，恰巧他不在。我很遗憾。
是否我讲的有点太过分了？是否我讲的有点憨直？反正我觉察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对视一笑，偷偷使了一个眼色。我觉得我的话引起了他俩会意的默契。我感到很不自在，想告辞。他们执意留我吃午饭。他们相互使着眼色，一脸神秘的微笑。不过我觉得，即使有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友好的，于是我放弃了去滑铁卢的打算。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们已经坐在餐室里——像所有的比利时住房一样，餐厅是在一楼——透过餐室的彩色玻璃可以看到临屋的一条街道。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餐室窗前，听见有人用手指敲玻璃，同时门铃也突然响起来。“他来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说着就站了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他”是何人。但门已打开，他迈着沉重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原来是他，维尔哈伦！我一眼认出他，我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他。维尔哈伦是这里的常客，今天凑巧也到这里来。所以，当我说出我到处找维尔哈伦而不得见时，施塔彭夫妇迅速地使眼色会意：不告诉我，给我意外的惊喜。现在，维尔哈伦已站在我的面前，施塔彭夫妇对刚才的小玩笑得意地微笑起来。

正因为柏林缺乏真正的文化传统，缺乏几百年的文化历史，所以它吸引青年人来此闯荡。因为传统往往意味着阻力。受古老传统的束缚、把过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维也纳，必然对青年人和他们的一切新尝试漠不关心。

在我们之前的几世纪里，作家并不羞于提供一幅真实而又广阔的社会文化图景。我们仍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菲尔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的作品里看到那种真实情况不加歪曲的描绘。可是到我们那个时代，只允许描写“充满感情”和“高尚”的事，不允许写那些令人难堪的真实的事。因此，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对大城市青年的所有危险黑暗和困惑的描述。即使一个作家写到卖淫，他也必须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式的人物。

这种以红色丁香花为党徽的事刚出现，马上就有人把白丁香花别在扣眼里，这是基督社会党党员的标志（当时人们用花作为党的标志，而现在却用翻口皮靴、短剑和骷髅，在今天看来，怎不令人感动呢？）。

我人生中的头二十年里，几乎没有好好看过维也纳周围的美丽景色。最美最热的夏天来临时，城里的人外游，整座城显得空荡荡的，我觉得这时的维也纳城才更加迷人，因为可趁机在咖啡馆里读更多的报刊杂志，还没有人抢着看。

所有的忧虑加起来也不过那么一丁点，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世界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两代人遇到了好时代，他们平静、顺利、清白地度过了一生。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羡慕他们。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对人间的真正痛苦、尔虞我诈及命运多舛等都没有认识，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他们看不到、也想不到，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陶醉在安宁、富裕和舒适的生活里，所以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使人异常紧张；生活中甚至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或天翻地覆的事。他们沉湎于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所以料想不到会有一天，也可能是熹微之时，我们的生活会遭到彻底破坏。即使在最黑暗的深夜里，他们也不会想到人会凶险到什么程度，因而他们也不可能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

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一切失去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

有那么一群人,把谨慎小心的人称作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懦夫;而当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落时,他们自己也東手无策了。还是这些人,他们嘲笑特洛伊的卡珊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我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性从未理解得像当时那么深刻,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这两个形象所处的时代太相似了。战争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什么“胜利”,纵然仗打胜了,那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我虽然提醒过这件事,但在所有的朋友中间,我依然孤立。在第一枪打响前,他们就狂乱地高呼胜利,在第一次战役前就分配战利品,这使我常常产生怀疑,是我在那些聪明人面前发了疯,还是在他们酩酊大醉时唯我一人独醒呢?

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大声喧闹的时候,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