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是个戴着黑边大眼镜的矮子,趾高气扬的,也穿着西装,戴着一顶肉紫绒线帽。
在一个小地方充大人物的,总是那么可恶—简直可杀

火车里望出去,一路的景致永远是那一个样子—坟堆,水车;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陇里,像狗屋。不尽的青黄的田畴,上面是淡蓝的天幕。那一种窒息的空旷—如果这时候突然下了火车,简直要觉得走
头无路。
多数的车站仿佛除了个地名之外便一无所有,一个简单化的小石牌楼张开手臂指着冬的荒田,说道:“嘉浔,可是并不见有个“嘉浔”在哪里。牌楼旁边有时有两只青石条凳,有时有一只黄狗徜徉不去。小牌楼立定在淡淡的阳光里,看着脚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长。我想起五四以来文章里一直常有的:市镇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读书,放假回来,以及难得回乡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经过那么许多感情的渲染,仿佛到处都应当留着一些“梦痕”。然而
什么都没有。

那窈窕的长三型的女人歪着头问:“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男人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这倒难猜了!可是稀饭?”女人摇头抿着嘴笑。男人道:“淡的……莲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告诉你不是稀饭呀!”男人道:“这倒猜不出了。”旁听的众人都带着鄙夷的微笑,大概觉得他们太无聊,同时却又竖着耳朵听着。

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付干,酱麻雀,粽子。

出差汽车开到车站,天还只有一点蒙蒙亮,像个钢盔。这世界便如一个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钢盔底下盹着了,又冷又不舒服。车站外面排列着露宿轧票的人们的铺盖,篾席,难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仿佛代表一些什么——一个阶级?一个时代?巨大的车站本来就像俄国现代舞台上的那种象征派的伟大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