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自雷州半岛去海南,就如瘟神下降,但是他的副手彭子明对他说:“别忘记你也有子孙。”董必听了遂停止不去,只派下属过海,察看苏东坡的情形。那个官员发现苏东坡住在官舍里,颇受太守张中优待,张中后来遂遭革职。
苏东坡被从官舍逐出,必须用仅有的一点钱搭个陋室居住。他住的地方是城南一个椰子林。当地的居民,尤其是那些穷读书人的子弟,来亲自动手帮助他盖房子。那是一栋简陋的房子,面积是五间大,但大概只盖了三间。他名此新居“槟榔庵”。房后就是槟榔林。夜里躺在床上,能听见黎民猎鹿的声音,鹿在那个地区为数甚多。有时早晨有猎人叩门。以鹿肉相赠。在五月他给朋友写信说:“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

这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
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
使章惇和苏东坡的其他政敌烦恼的,是他们竟无奈苏东坡何。

他到达不久,一位很好的县官张中就到了。张中不但对苏东坡这位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他本人又是个围棋高手。他和苏过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二人常常终日下棋,苏东坡在旁观战。由于张中的热忱招待,苏东坡就住在张中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不过也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所以夜里苏东坡得把床东移西移。因为是官家的房子,张中用公款修缮一番,后来因此为他招了麻烦。

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他予二人盛大欢迎接待,送酒食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子由在雷州的住处,后来改为座庙,是他兄弟二人死后,用以纪念他们的。

他虽然不能做官,他还可以做个热心公益的国民。广州为广东之省会,近在咫尺,太守王古也是他的朋友。苏东坡因为知道广州有瘟疫流行,就写信给王古,提议筹备一笔基金,做创立公家医院之用就和以前他在杭州所力的一样。广州人和杭州人一样,也是以饮水问题为苦,疾病易于流行也与此有关。他认识一个道士,那个道士有套引山泉入广州城的完整计划。广州城内有一口好井,只能供官家用。不过,广州城七里之外,在一个比广州高很多的地方,有良好的泉水。苏东坡把那个道士的引水计划向王古提出,并且建议建设水管引泉水进城。水管可用大竹管做,此种大竹子在广东东部生产甚多。在山泉所在地须要建一石头水库,用五根大竹管从此水库引水到广州城中另一石头水库。苏东坡对水管的制造,说明得十分详细,因为他在故乡曾经见过。竹管接口处用麻缚紧,外面涂上厚漆,以防漏水。每一段竹管要开一小口,以竹橛堵塞,倘竹管之中有闭塞不通,便打开此小口检查。他估计约有一万根大竹管便可敷用。但是这些大竹管必须时常检查,也要按期换新,就如同现代铁道的枕木一样。必须有官吏时常视察,每年必须从广东东部采购此种大竹筒备用。他怕给他朋友招不必要的麻烦,他告诉王太守切莫让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因为当权派对他厌恶。但是王太守后来却因“妄赈饥民”之罪而被革职。

他常对做些小事感兴趣。一件新奇的东西,在几年之前很使他着迷,那时他正贬谪在黄州,那件东西叫作“浮马”,是插秧用的。插秧是累得腰酸腿疼的事,农夫必须在水田中涉水而行,整天弯着腰肢劳作。浮马就像在水面漂浮的一只小船,农人可以坐在上面插秧,用腿当作桨移动,马头正好用来盛稻秧。这种东西既可使工作进行快速,又可以节省劳力。他想把这种东西向南方推广应用。他对此事非常热心,在给朋友的信里他多次提到。他给一位太守送行时,曾经告说他要推广浮马的应用,并且说,为太守成功之道,在于“使民不畏吏”。

有程之才在,并且凭借他的友情,苏东坡得以对地方颇有建树。虽然苏东坡已无权副署好多公文,可是他却充分利用他对程之才的影响力。他对朝廷高层政治固然是已告断绝,可是对邻人和当地百姓的福利,他还是视为已任。倘若有什么事非法越理,他若能运用力予以纠正,他不会坐视不顾。绍圣三年(1096)正月元旦,博罗大火,使苏东坡大为震惊。全城付之一炬。地方官对无家可归的百姓都有救济,临时搭有篷帐供灾民居住,并严防抢劫。官家衙署完全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积弊恶习又要发生。他怕官方在重建此一城镇时,又要乘机剥削人民,而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他建议程之才令当地政府在市场公开购买,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他指出来,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
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见农夫满车装着谷子去向当地政府缴纳捐税。因为丰收,谷价下跌,政府拒绝收取谷子。这正是苏东坡要管的事。他一探询,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现款,因为谷价太低。农民必须在低价市场将谷子卖出,才能得到现款,可是农民须要缴纳的捐税现款却按粮价高时计算。结果,农民欠一斗粮税,却得卖两斗谷子才够缴纳。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内容雄辩滔滔,言辞峻切,就仿佛以前上皇太后的表章一样,这样把此衙署积弊揭发无遗,指为向农民纯然勒索。他请程之才和当地的税吏和运输官举行一次会议,并建议当地政府当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
数月之后。他听说那三位官员已经决定向朝廷联合呈请,他十分高兴。

哲宗绍圣三年(1095)四月十九日,他的堂妹去世。真是不幸,她的名字始终未能传下来,苏东坡只是称她“堂妹”,或“小二娘”。她丈夫写给苏东坡的信报告这个噩耗,竟走了三个月。苏东坡对堂妹的钟爱并未少减,这一点在几年前他写信给一个亲戚,可以证明,因为那封信里他说一次旅行时未能到常州去看她,始终引以为憾。在最后一年,她与丈夫显然是迁到苏东坡为官的定州去居住。她丈夫柳仲远,是一个方正的贫儒,并未考中科举,但甚喜收藏字画。苏东坡在京都时,他曾去拜望苏东坡,苏东坡曾以书画相赠。苏东坡在给程之才的信里,提到堂妹的死讯,说自己“情怀割裂”,在给堂妹的儿子的信里,也说“此心如割”。用这类说法表示伤怀,在中文里虽非什么特殊,但所表示的仍是很深的伤怀。

他外在的生活绝不寂寞。可以意料得到,所有邻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此一难得的机会来与这位杰出的诗人相结交。惠州东、西、北三面,计有五县的太守,不断给他送酒送食物。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抃变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其他至交如杭州僧人参寥、常州的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书信来探望。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七百里给太湖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老不曾听到父亲消息,十分焦虑,姓卓的听到,他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庾岭,走得满脸紫糖色,两脚厚茧皮,他走到了。
用这种方法,苏东坡不断与家庭保持联络。道教奇人吴复古和他同住数月,随后两年,在惠州和子由官职所在的高安,时常往返。另一个苏东坡的同乡道士陆惟谦,不辞两千里之遥,特意来看他。苏东坡发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酒—“桂酒”,他说桂酒不啻是仙露。他给陆惟谦写信开玩笑说,桂酒一端即足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而陆惟谦果然来了。
每过几天,太守詹范就派他的厨子带着菜到苏东坡家来做。过几天,苏东坡就到城西湖边朋友家喝几杯。那片湖位于山麓,旁边有个大佛塔、两座庙。有时他去钓鱼,一直坐在岸边一个巨大的卵石上。一天,他钓到一条大鳗鱼,他带着鳗鱼和酒到太守家去,在那里吃饭。苏东坡常去游白水山,有时他带着一个儿子,有时和本地太守或新来到城中的朋友一起。

如今他又恢复到“依然故我”了。在广州之时,他买了些上好的檀香,现在喜欢闭门静坐,细闻此香味,思想往日过错。有时窗外凉风徐来,他下午酣睡,等屋顶一只乌鸦把他唤醒,忽然觉得自己已然无官一身轻。看见宽阔的河面反光,映入书斋,他心想,这与明月在天一样好。他不懂为什么有人以为天空有云、有月光会更美。他以为天空无云,正如一尘不染的良心。

在此残酷的迫害鬼影的幽冥地界里,范纯仁的性格人品还放出道光明。苏东坡遇见名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甚早,那是在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三人入京途中,在江陵小住休息之时。后来一直相交甚善,彼此敬慕。但是苏东坡与他的交情不像和另外那两个姓范的朋友,范镇和范祖禹之间那么亲密。范纯仁为官清白,为名相之子,而且是接受太后遗诏的两位大臣之一。年轻皇帝知道他的名望,所以迄今还未予加害。在四月,苏东坡与另外三十人同遭流放之时,范纯仁请辞官归隐。在他力请之下,皇帝允许他退隐于京都附近家中,而章惇则想把他和那三十人一同流放。
章惇说:“他也属于那一党。”
皇帝说:“纯仁公忠体国,并非元祐党人;他只是要辞官退隐而已。”
章惇说:“但是他之辞官表示不服,显然他与元祐党人同调。”
范纯仁并未家居甚久。吕大防,他虽然并非重要领导人物,但为政斐然可观,现在已经七十多岁,身老多病,已然在外流放一年有余。按照儒家人道精神,如此相待,实属不仁。但是没别人敢挺身而出,为此老人一言相救,只有范纯仁肯冒此风险。范纯仁的亲友都设法阻止他,但是他说:“我年近古稀,两眼将近失明,难道还愿贬谪外地跋涉千里吗?但是此事我义不容辞。我知道后果如何,但是势在必行。”他上书当朝,请恕此老相,自己当然也被流放到南方去了老人欣然就道,由孝顺和睦的一家人跟着。每逢子女痛骂章惇,他就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他被救上来,衣服全都湿透,他转身向子女们戏谑道:“你们把这次翻船也赖章惇吗?”他几乎眼睛已经看不见,但是仍然和家里人过得很快活。后来,位年轻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即位,对他爱顾有加。朝廷派御医前往诊治,并想要他重任宰相,但是他谢绝不就。在他遇赦之时,他家已经有十余人贫病而死,他自己则死于北归途中。

章惇并不是虐待狂,他只是一心想报仇。又怕不把敌方斩草除根,有一天会东山再起。除去韩维之外,所有官吏都远贬到南方或西南,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或充军,或当酒监,恨不太深者担任太守职务。甚至年迈苍苍的文彦博,与人无冤无仇,四朝为官,在九十一岁高龄,也降级罢黜,遭受屈辱,一个月之后,便呜呼哀哉了。吕大防、范祖禹、刘挚、梁焘,都在流放中丧命。以上最后二人同死在七日之内,而此时章惇曾派出两个特使向各流放中的官员暗示自杀之意,使人相信他们都是被暗杀而死的。章惇胸中仇恨会如此之大,他竟发出命令不许梁焘运尸回籍,归葬祖茔。这是中国人认为最残忍的一类行为。

皇帝并未下此诏书,章惇并未如愿以偿,但是他的其他迫害阴谋却成功了。司马光家的财产没收了,他子孙的俸禄官衔取消了,朝廷给司马光坟墓上赐建的荣耀牌坊拆除了,皇太后为司马光赐建的碑文给磨平了。一个官员甚至奏请朝廷应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予以毁灭,有人反对,说当今皇帝的父亲曾经为《资治通鉴》写过一篇序。这条驳不倒的道理似乎那个白痴皇帝还很重视,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保全。章惇要把司马光开棺鞭尸的梦想落了空,他坚持,凡是对司马光后代有害的措施则绝不可放宽。曾布屡次劝章惇和蔡氏兄弟不要过为已甚。他说：
“我想削除朝廷官员后代子孙的官爵荣衔等一事,我们不要开其端。不要忘记,这种情形也许有一天会落在我们后代的身上。再者司马光和韩维的子孙受皇家恩赐已经十年左右。一旦削除,近乎残忍。”
章惇说:“不然,韩维辞官也不过在数年之前。”
曾布又接着说:“已经有六七年之久了。再者,他当权的时间也不久。要坚持惩处后代,那就只惩处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后代好了。我觉得咱们不应当惩罚所有他们的后人,只要削除死者的爵位也就够了。”
章惇说:“这又有什么用!甚至开棺鞭尸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害处。把死人降级,他们又吃了什么亏?咱们能做到的最实际的,就是惩处他们的后人。”
曾布说:“你若那么做才满意,可是咱们还再多想一想,我也没有别的,只要咱们千万别创下先例。”
曾布以富有经验者的声音这样说,章惇后来果然作法自毙。他对苏东坡兄弟苛酷无情,在苏氏兄弟流放期间,他都不愿人家有一个舒服的住处。子由贬谪在雷州时,他把子由从官舍中逐出,迫得人家向民家租房居住。章惇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控告苏氏兄弟借用官势,强租民房。这个案子又经官家调查,子由拿出租约为证,才算了事。后来,章惇也流放到雷州同一地方,也轮到他租房居住。当地老百姓恨此奸贼,对他说:“我们焉敢把房子租给你?以前我们把房子租给苏氏兄弟,几乎惹上了麻烦。”

现在章惇刚在四月官拜宰相之职,他立刻把旧日的狐朋狗党都召还京都,畀予重位。这一群人,也非比寻常,都是精力过人,长于为恶。“三面杨”是他的莫逆之交。蔡确已死但是别的人还活着。巨奸吕惠卿又已得势,但因过去声名狼藉,并未能飞黄腾达。其他王安石的亲信,如曾布,也已经奉召还朝。北宋的歪才巨擘蔡氏兄弟,现在又跨踞政坛的津要之位,以其虐政引导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倘若中国历史上要找一个时期以其极端的残暴混乱著称,则非蔡京当政时期莫属。他给皇帝建造一座精美的花园,因此使百姓遭受的荼毒,在中国历史上,到了使人毛骨悚然的地步。皇家一座乐园也无须乎压榨那么多的民脂民膏,使老百姓那么肝脑涂地呀!园中的奇花异石,每一件都要了几条人命。一读徽宗的赋,和大臣作的诗,赞美御花园犹如神仙世界般的美丽,以及其假山溪流、岩石等等,使人脊椎打战,感觉到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比拟的悲剧意味。其悲剧意味,是在于这些诗赋作者并不知道那背景之凄惨可悲!

个推翻皇帝的大阴谋已经揭开,年轻的帝王大怒。一群奸党甚至说要把皇太后的灵牌排除在祖庙之外,幸亏幼主还没糊涂到误听此等谗言的地步。他对章惇说:“你要我永远不进英宗先皇帝的祖庙吗?”但是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简直密如雨下。与苏东坡同时,有三十几个元祐期间的大臣受了降官或贬。惩处大臣人数之众,为往古所未有。章惇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现在散发着恶魔般的怒火在疯狂般进行,因为皇太后摄政期,他曾身遭监禁,当年苏东坡预测会犯谋杀罪的人,现在当权了。正如同他当年横过下临不测之深涧的一条独木桥,他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在京都之时,他曾和他族叔的情妇通奸,他曾经从窗子跳出来,砸伤一个街上的行人,但是那件事情没有认真起诉。在王安石当权之时,正人君子派的大臣都因进忠言而丢官,章惇则左右逢源,步步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