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了——不管它看起来如何,《玩偶》在我眼里是一部暴力电影,反映这个社会的焦虑。这部片讲到的那些人,那些男人女人,尤其是年轻人,完全不想奋斗,不想追求现代社会赞扬的那些目标,例如无论如何都要成功、结婚、组织家庭等等。这些事在他们眼里没有意义,也没什么重要性。事实上,《玩偶》呈现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如何在命运的打击下,可能落入支离破碎的下场。最后,由于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或屈服于某种限制,电影中的人物从简单的幸福身边逃开。而他们的逃避,看起来是那么不得不,而且刻不容缓。比如,当一名年轻女子觉得自己受到背叛、被所爱的人抛弃时,决定要自我了断。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暴力表现,让人措手不及的。
暴力不是只有一种面相。

事实上,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对话了。因为生活中忙着赶来赶去、仿佛再自然不过的压力,还有家常便饭一样的大小意外,占据了大家的时间和心思,让人们失去彼此间的联系,沟通几乎失能。

在这部讲述日常生活某些残酷面的电影里,暴力没有用武之地。《菊次郎的夏天》也点出:当我们接受现实,并且给予它最低限度的关注时,现实就具有神奇的一面。这是一部大家都会觉得好玩的电影,因为某些重复出现的笑料与稀奇古怪的状况。但是这部片也谈到痛苦,那种我们有人都很熟悉、精神上的苦恼。

有些影评人甚至写道:在北野武的电影里、不可能没看到海。我说过好几次、我有个梦想是拍下个聋人看到的海。他会怎么去感觉海?我相信、任何患有感官障碍的人,他们感受世界的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对这些人总是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是用我们无法察觉的方式去感受周遭的事物。

那场意外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表现得像以前那个喜剧演员一样。我觉得很羞耻。当然,已经太迟了,因为我没那么年轻了。于是我决定为自己定下新的目标,一个新的遵循方向。我尝试重拾钢琴、跳踢踏舞,还有读书。身体上,我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但我不能停留在那里,留在意外之前的原地。我必须再一次奋起,而且必须赚钱养家。这就是我后来所做的。

总之,我不是一边想着工作一边接受治疗。治疗我的,正是工作。我努力让自己在面对工作时绝不退缩。就我来说,这是好好安排并平衡生活的最好办法,把行程维持在类似意外发生前的密度。

“自1945年以来,日本的文化被拍子武荒谬化了。他让我们的文化变得郁闷而病态。”有一天,某个日本杂志记者针对我的某个节目这么写道,就这样把日本电视节目的平庸之罪扣到我头上。写出这样的东西,显然就是忘了一个更普遍的真相:长久以来,二十年了,日本人不再欣赏我们优秀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喜欢花更多时间窝在小屏幕前,而不是去剧院观赏几出歌舞伎、能剧、通俗剧或现代剧创作……每逢周末,大部分日本人宁愿从早到晚待在电视机前放松自己。日本甚至没有真正的文化政策,也没有真正的文化部来激发民众更大的好奇心…

我老是在想,是不是我害死了师父。要是我没用那个方式感谢他,也许那天晚上他就不会喝那么多酒、不会去买香烟……·我想,当我离开“法国座”的时候,师父一定开始觉得很孤单,最后在酒精的影响下、在最大的孤独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