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上建立的友谊,常以背叛为结局;学问上建立的友谊,可以依靠。

郑山傲一个人有两个脑子，
老江湖的狡猾、武痴的纯真。

我童年住的那条京城胡同,仅一户无文化人家,安稳低调。七十年代末,他家儿子娶妻,在胡同空地摆的酒席,客人都是外来人,席间不知何故,突然群起对骂。

这场全无顾忌的粗口,震撼胡同居民,觉得天地将变。民间传统,没文化的人要学文人作派,杜月笙是一例。“谁学谁”的关系逆转,便换了人间。

八十年代初,小学中学里,一个男老师培养学生骨干的模式,是将这个学生带到家里,给半杯啤酒,粗口频发地聊天。学生不反感,反觉亲近,从此合心合德。

台词,即是打折。通过被扣掉的部分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得以测知人物关系、处境、内心强度,情节演进上,也有了多重层次。

读小说看电影毕竟不是看犯人供词,半猜半蒙,才是叙事—而这种传统,在现今是不成立的,现今的电影“美学”要求,内心、用意、用词三者高度统一,台词只反映单一的信息,人物跟人之间都呈现撕破脸之后的吵架词汇—直指人心,方为好台词。

好的标准,是“这下看懂了”。其实剧本审定者,往往没有看剧本的能力。

电影是群体合作的艺术，历史证明，交流的成本过高后，便是一场哄闹。

人人谋私利的时代，是没有学问的。而一个没有学问的时代，不可能有文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商业，只会贪污，算什么商业？

叙事艺术是文化的最低台阶。叙事艺术里最大的商业元素，是心灵需求，对思想性的追求，对审美形式感的追求——好莱坞的明星理念属于形式感的一部分，大牌明星都以时代新人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单是长得漂亮。

叙事艺术的本质是探讨一个“以何种品相活下去”的问题，重要的是品相，在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的地域，叙事艺术是不存在的。

活，而无方式要求，即为赖活。



口是心非，方为台词。




电影是世俗艺术，世俗不等于庸俗，世俗是要自我演进和自我沉淀的。





我们跟世俗总有一层隔阂，总做内心最不需要的东西，然后称之为商业片。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是《朱子家训》的开篇语,也是老辈人一日的开头事。每想此句,不禁唏嘘,我这一代人早不拥有早晨,即便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一日之始,是闹钟惊醒,塞口东西,出门奔走。

老辈人的早睡早起,是个什么概念?四点钟自然而醒,方算一个早晨,四点钟醒,身体最舒服,可以试试,比五点钟舒服。

一个民族改变了一日开始的时间,便换了心理,我们与老辈人甚至不是一个人种。晚睡晚起的民族和早睡早起的民族,审美和思维方式肯定不同。



看书法历代留迹,透着一股“脑力健”的气魄。脑力健,所以说事的小说是下等,不耐烦于事,要抒情,所以诗歌地位高,也因为脑力健,对现实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强,所以不耐烦编造,要写史。

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齐如山讲,许多文人为了让自己的诗流传,才写小说的,所以古典小说中插的诗词多,写小说为走私。




古人以减省来营造意境,说满说显了便无意境。不是猜谜,谜底是单一的,而营造意境是为了让人有更多体会。可惜现今人拒绝体会,只求告知。

于是叙事传统不成立了,叙事者迎来了时代变局,我们不需要罗贯中讲什么“浪花淘尽英雄”,只须他告知好人坏人,也不需要曹雪芹讲什么“还泪祭花”,只须他告知谁跟谁睡了。

现今,对一个导演的批判语,往往是“他没有能力讲一个整故事”,而不是八十年代的“他没文化”。



因为没有理念的电影,总是漏洞百出的,观众得不到终极满足感。没有精神实质,电影批评也成了逻辑游戏,进入纯智力游戏阶段,大家就容易迷失。游戏厅里的孩子,明知无聊,也总是玩不完的。




情节的完整并非完整,人物行动的心理依据也非依据。完整,对于观众而言,是心绪满足,而不是技术达标。

另一种电影,在情节上是敢于偷工减料、在人物上敢于不掏心掏肺,却因为有一个开阔心胸的理念、有一份值得辨析的真情,让人觉得完整。
情节的完整并非完整,人物行动的心理依据也非依据。完整,对于观众而言，是心绪满足,而不是技术达标。在国画而言,近乎无人的《溪山行旅图》的地位远比人满为患的《清明上河图》
地位高,在于一个是心绪,一个是头绪生活的各种头绪。而心绪则是生命品质。
叙事艺术,不管小说电影,首先满足
的是求生欲望——以何种品相生活下去？

理想失落后,施暴是一种补偿。壮举都有一个自惭形秽的来源,许久以来,在我心中,耿良辰只是扬名大业的个牺牲品,和眼前这些人一样,期盼他早日毁灭。
与一年前谋划北上扬名一样,谋划了一个月的开馆日复仇,事到临头,便显得可笑。封门大战,以寡击众,力尽而亡——只属于临睡前的热血沸腾,难道真要砍死砍伤眼前这些人么?

生命如此无聊,令每个人都变得下贱。林希文已二十六岁,还未见过一个高贵的人。督军不是,师父也不是,他俩是强者和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