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的整体理念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就已消失，
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城市人口过剩引发的匿名性，以及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瓦解。

酷刑的真实目的不是使真相大白而是确保定罪。酷刑之下的个人迟早会招认,但这并不代表他真的法犯罪、即使没有做这些事,他们还是会承担这些罪名,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

如我们将会不断看到的,那些认可使用酷刑的政府往往是虚弱的和心怀恐惧的(譬如最早期的原始会与现代第三世界中的独裁统治)。

最后，也是最难的，您最好问问自己：“我能对它做些什么事情？”

看来戴维斯很晚才认识到了宣传手段的可怕，这些宣传手段在中世纪时代就广为人知，自那时起就被众多独裁者所采用：确定敌人，将其妖魔化，直至民众也认为他们是比人类低等的生物，对他施加酷刑就不再受到反对了。

只要存在处于暴君统治下的社会和民族，酷刑将会随时出现；只要民众依旧对血腥虐待场景引以为乐，麻木不仁地闭眼转身，假装看不见的事情就不存在，或心照不宣地对政府的宣传全盘皆信，那么就像雷鸣紧随闪电一样，残暴、非人道地用酷刑来折磨同类将会接踵而至。

本章将探究几个世纪以来，视酷刑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几种文明类型。在这个参照系里，古代中国显然应放在首位来考察。

现代科学发现了一个惊人事实（被神经生理学证实）：在脑袋被利斧或断头机快速砍掉，滚落到地上，装到篮子的整个过程中，大脑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遭遇，行刑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感知继续存在。

16世纪晚期，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写道：
……在我看来，这绝非是死亡那么简单，而是残忍至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有如此残忍的灵魂，他们只是为了取乐，砍掉别人的肢体，竭尽心智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死亡的新花样。在罪案尚存疑点时，无论疑犯是否有罪，谁有权利或权力对一个公民施加惩罚？如果他有罪，那么他只能依照法律的规定而受惩罚，使用酷刑逼供将是无用的，也是不必要的。如果他无罪，那么这是在摧残无辜之人，因为在法律面前，任何人在罪行确证之前，都是清白的。

1702年，塞勒姆特别法庭进行的诉讼活动被宣布是违法行为，而4年后，造成这次事件的女孩之一，即小安·帕特南（Ann Putnam Jr），为她10年前所引发的灾难进行公开道歉。

他们掰开他的嘴，插入一个漏斗，把水不断地由漏斗灌进他的嘴里。他的胃被撑得鼓鼓的，几乎要爆掉，喉咙里也都是水，水从嘴里、鼻孔里不断溢出。为了防止他吐出水，他们会用绳子扎住脖子，然后迫使他在地牢的地板上不停地来回翻滚，当他难受得快要昏过去时，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大脚趾，将他头朝下吊到空中。

因惧怕酷刑折磨，被告发的人当然情愿招供，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因何被指控，因而不可能坦白或者进行自我辩护。

随着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迫害（和民众对它的恐惧）蔓延到整个欧洲，更大规模的异端迫害出现在多元文化的西班牙。

因此，无论对人类还是对动物的公开行刑，已经成为一种取悦观众的娱乐活动。

在交易日，城里热闹非凡，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喜庆的婚姻在欢快进行，伴随着咔嚓咔嚓的砍头声，人们原本高涨的情绪变得更加兴奋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