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欧洲,大革命摧毁了独立的神职体系,并将他们纳入国家的控制之下。曾赋予教士自主权的地方特权、惯例与权利被悉数剥夺,神职人员愈来愈需要向罗马寻求保护。大革命同样推翻了德意志的那些有权有势的诸侯主教,他们原本是主教反抗教宗权力的根据地。欧洲现在只有一个诸侯主教,就是教宗;他的地位变得愈来愈高,成为教会看得见的核心;而这个教会也正在变得地域性愈来愈少,普世性却愈来愈强。

有人走得更远,认为康斯坦茨教令并不单是一种处理教宗叛教的紧急措施,而是阐释了教会里权威与权力的根本事实。他们以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与奥坎姆的威廉的政治理论为导引,宣扬真正的宗教权威并不属于教宗,甚至不属于枢机团,而是属于整个教会,教会可以将这种权威委托给任何人。因此,公会议就像国会一样,是近乎完美地表达整个教会权威的方式,而教宗与主教拥有的权威也来源于此,他们必须服从公会议，并可由公会议随意罢免。

当帝国的版图由于穆斯林的进攻而不断萎缩时,民众的确需要一切可能获得的慰藉。神学家和宣教家开始公然猜测:上帝是否对他的子民发怒了?帝国的内心是否怀有一些滔天罪恶,致使所有人必须受到惩罚?这种推测又因726年爆发了可怕的火山而添加了象征意义:黑色的灰烬洒满了整个爱琴海,像是一个恶兆。皇帝因而断然采取行动。他宣称,上帝因为拜偶像的罪恶而震怒了。《旧约》禁止拜偶像,而教堂里却到处都是。因此,他下令毁坏基督和圣母的所有圣像,代之以未加装饰的十字架。基督教帝国的创建者君士坦丁正是以十字架为旗标而征战获胜的。
利奥颁布这样的敕令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深层的社会恐慌,主教和神学家多年来的神学反省,以及基督的位格和二性之争的积累效应。无论原因是什么,皇帝抨击拜偶像,引发了一场破坏圣像的浪潮,震撼了整个西部。

帝国的权威植根于责任。“蛮族国王与帝国皇帝的差别,”他告诉莫里斯说,“就在于前者的臣民是奴隶,后者的臣民则是自由人。因此,你的一切行为,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维护正义,其次是保障完全的自由。”

查士丁尼与杰拉斯一样,相信的确有两种权力统治着这个世界,即皇帝的权力与教宗的权力;但与杰拉斯不同的是,他坚信在这种联盟中,拥有更高地位的是皇帝,而非教宗。监督主教们履行其分内工作,是皇帝的职责;照顾一切教会、任免主教、决断正统教义的范围,也属于皇帝。因此,是皇帝而不是教宗,才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世界之主( Kosmocrator)的名号也属于他,他统治着一个帝国、一部法典、一个教会。拜占庭的宫廷礼仪也强调了皇帝职位的这种准神圣( quasi-divine)的特性。他的侍从在他莅临之时,要行庄严的跪拜礼;他的诏令也被奉为神旨,甚至要求接受诏令之人恭敬地亲吻这些写有文字的羊皮纸,仿佛上面写着神圣的经文。

最尊敬的皇帝陛下,世上主要有两种权力,主教的属灵权威和皇帝的权力。其中,教士的权力要重要得多,因为凡为王者,端坐神授的审判宝座时,得由它授权。我最亲爱的儿子,陛下您知道,尽管您身居高位,对世人拥有无上的权力,但在信仰上,陛下也必须服从那些负责神事之人,必须向他们寻求陛下的获救之道。陛下知道,事关领受圣餐、虔敬主持圣礼之事,陛下也必得服从教会的权威,而非顺从陛下您的意志……如果信徒必须心诚悦服于普通神父……那么,对于那位端坐宝座之人,那位上帝授意他优越于一切神父之人,那位一直决断整个教会事物之人，应该给予多大的遵从呢？

我们所知的有关1世纪罗马教会的一切,都能证实这一概略画面。无论是该城的基督徒本身抑或其他人等,都认为罗马是一个单一的教会,就像保罗的《罗马书》申明的那样。然而,这种单身份背后的社会现实是,他们并不是一个会众群,而是分散在以私人住所为基地的组织松散的许多教会里;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新的社群,就在租来的市场上或公共浴室的大厅里聚会。当时,尚不存在任何支配性的独自统领的职位,而是长老们或首领们共同分担责任,但各司其职,如前述的外联秘书的工作。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前,这样的宗教社群中心( tituli)超过24个。

我发现,教廷不论是单纯地存在,甚或极度地自我膨胀,都一直有助于确保基督教国度( Christendom)的地方教会具有某种普世基督教的视野,使它们不致分崩离析而陷入狭隘的宗教民族主义,或完全屈从于世俗统治者的强权意志;认识到这点,我深感震惊。从蛮族时代的意大利或加洛林时代的欧洲,到启蒙时代或独裁时代,教廷都一直保存着鲜活的人类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超越了历史返祖现象和强权政治规则,并证明了那些不受思想潮流左右的真理的客观性。尽管它仍有罪过,尽管它不断压制“错误”,但在我看来,教廷就整体而言仍是一股平衡人类自由的力量,是一位精神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