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看看你的岛!”

他满脸欢喜,我一跃而起。班德还没有真正睡着,也跟着出来。我们一个紧跟着一个,能爬多高便爬多高,一直爬到两根桅杆交叉的地方挤着。我们周围有许多鸟,天空中一层轻盈的紫蓝色的薄纱,倒映入海。夜将尽,这是最后残留的夜色。但是在远远的东方的整个地平线上,朝阳初升,渐次明亮。在遥远的东南方,以血红的晨晖为背景,显出一个淡淡的影子,像是一道蓝色铅
笔痕,短短地在海的边缘上画了一段。

陆地!一个小岛!我们贪婪地注视着,把其余的人都叫醒。他们睡眼惺忪地跌撞出来,四处张望,以为筏头就要撞上沙滩哩。噪鸣的海鸟在空中密集如天桥,飞向那远处的岛。太阳升起来了,天大亮了,红色的背景扩展成为金黄色,使这岛更明显
地出现在地平线上。

我们在小屋的后墙和靠左航的一边盖上帆布,保护电台之角。一切松散的东西都捆紧了,帆也卸下来,用那根竹相卷好扎牢。天空浓云密布,海面渐暗,变得怕人,周围白浪滔天。大浪的背脊上迎风的一面,长长的、不再嘶叫翻腾的泡沫一条条地躺着。
海水壁立如崖,崩坍下来,在深蓝的海面上,造成伤痕般的、绿色的碎块,散在那里不断地冒泡。浪峰泻下来的时候,浪尖被风刮走了,刮成海面上的一阵咸雨。热带的倾盆暴雨向我横扫而来,雨点打在海面上,我们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我们头发和胡子中流淌的水尝起来带一点咸味。我们光着身子,冻得发僵,在甲板上爬来爬去,看看各种东西是否都安顿妥善,经得起这场风
暴。



起初,当我们第一次看见暴风雨从地平线上冲来,在我们四周集结的时候,大家的脸上看得出在提心吊胆。但是等到暴风雨正在对我们发作,而“康提基”对无论什么都逆来顺受,浮沉自如的时候,大家在狂风暴雨中,反倒兴高采烈,觉得是一种很紧张的运动。筏木木筏应付暴风雨,周到圆滑,每次总像一个软木塞似的漂在浪尖上,而雷霆万钧的惊涛骇浪,总在它之下几英寸。在这种天气里,大浪和山峦很有相似之处。这真像在暴风雨中的野外,爬上光秃秃的灰色的山区高原。即使我们身在热带中心,但当木筏在浪花飞腾的海面上滑上滑下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是在山岩间顶风冒雪飞驰下山。

我自己无法应对这一个个警告,因为我不是一个海员。但是我手的里还保存着一张仅有的王牌,全部航行就靠着它。我心里始终明白:曾有一个时期,在这一带海岸上,唯一的海上交通工具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木筏,然而一种史前文化,却从秘鲁渡洋传播到海岛上。我做出这样一个总的结论:如果在公元500年筏木能为康提基而浮着,不散开,那么在今天,如果我们不顾一切地建造一只木筏,完全和他的相同,筏木对我们也一定起同样的作用。班德和赫曼对这理论研究得最透彻。当专家们在悲叹的时候,小伙子们都一笑置之,在利马大玩特玩。只有一个晚上,陶斯坦担心地问起,我是否确知海洋水流的方向是无误的

我带着虔敬的心意,低头再看底下茫无涯岸的蓝海。这海,好像是在苍天之下吊挂着、自由浮动着。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在底下,像微生物那样聚在一小点上,小点漂在这样大的水面上,水面之大,像是把整条西方地平线都淹没了。我们亻都成了孤寂世界的一部分,各人之间相去不过几步路。无论如何,暂时间我们转身余地总是有的。

是穿着花花绿绿外套的光腿的牧羊人,向前赶着乱糟糟的、行动生硬、模样庄重的驼马群。不时有印第安人全家在路上走。经常是丈夫骑一头骡子走在前面,而他小小的妻子徒步跟着,头上顶着许许多多帽子,背上用口袋背着她最小的孩子。她慢慢走去,路上手里在纺羊毛线。骡群和驴群驮着柴木、灯心草和陶器,懒洋洋地跟在后面。


我们越走越远,会说西班牙话的印第安人便越少,不久,阿格托的语言能力和我们的一样无用了。一簇簇的小屋,在山上东片西一片,用土砖盖的越来越少,用树枝干草搭的越来越多。那些小屋和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脸上起皱纹的人,似乎是直接从土地里生长出来,或是被山中照在安第斯山岩上的太阳烘烤出来的。他们像山上的草一样,很自然地依附着悬崖峭壁、高原牧场。山区的印第安人很穷,身材又小,身体结实得像野兽,吃苦耐劳有着原始人儿童般的警觉性。而且,他们越不能说,便越能笑。


我们碰到的人,个个都是向我们笑容满面,露出雪白的牙齿。在这一带,丝毫没有白人侵蚀过或者赚过一角钱的遗迹。没有广告牌,没有路牌,如果有一只空罐头或者一张纸丢在路边,立刻被捡了去,当成一件有用的家常用品。

这是山区印第安人自己的天下——在太阳之东，在月亮之西——与时间无涉，与空间无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