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挪用资金罪的法条规定挪用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使用就可以构成犯罪,但由于挪用公款罪必须限定为追逐个人利益,换言之,挪用公款罪的出罪事由是谋取单位利益。那作为比挪用公款罪更轻的挪用资金罪,如果将单位款项借给他人只是谋取单位利益更应该属于出罪事由,这叫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最后认为张文中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人们很容易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附加不着边际的价值,将自己幻化为正义的代表。但正如尼采所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所以法治从不对权力抱有良善的假设,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倾向于绝对腐败。相比于犯罪,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法治的一个不变命题在于对权力的限制,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坚守法治精神,避免权力因着对民意恐慌的迁就任意而为,从而酿成更大的恐慌。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充满着各种诱惑和试探,无数条岔路、小径和交叉路口,每一个小的动摇都可能误入歧途。人生充满着突如其来的变故,这本是人生常态。法治建设也是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能因为一场突发的疫病就偏离法治的轨道,让权力打着紧急状态的名义便宜行事,率性而为。

道德主义可以区分为作为入罪的积极道德主义和作为出罪的消极道德主义,积极道德主义是应当反对的,但消极道德主义在世界各国都被普遍接受。总之,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是犯罪,但一种道德所许可甚或鼓励的行为一定不是犯罪。

愿这句法治的启蒙信条依然能够为所有的法律人所牢记:对公权力而言,凡是没有允许的,都是不可为的;对私权力而言,凡是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

当我们说足以压制一般人反抗,这里的一般人一定是和被害人境遇相似的一般人,在顺手牵羊案中,一定是和乡下女孩一样的一般人,而不是生活在大城市练过泰拳的一般人。

那些利用对方贫穷、虚荣的行为人在道德层面上可能有罪,但用刑法来惩罚这一切不道德的性交易,就反应过度了。在制不明显的情况下,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威胁,首先要遵循合理反抗规则,判断这种威胁是否足以造成一般人无从反抗,同时再从选择自由的角度来判断这种威胁的实质是交易还是强制。只有强制之下的性行为才具有惩罚的正当性。
自由不能成为放纵私欲的借口,也不能成为强者剥削弱者的说辞,否则人与兽就没有区别。人是目的,不是纯粹的手段,在任何时候,避免人的物化,重申对人的尊重都是法律要极力倡导的价值。

无论是将自杀视为合法行为还是中立行为都是对“生命神圣”这个观念的消解。其哲学依据是极端自由主义,在代表人物约翰·穆勒看来,只要行为不妨害他人,法律就不得干涉。但这种理论完全是真空中的假想理论,人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与他人完全无关。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杀虽说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它所产生的后果不可能不妨碍他人。

人生何处无战场,在利弊权衡与德行生活之间经常存在冲突与争斗。法律虽然无力劝人向善,但至少要对严重违背道德的剥削行为进行打击,否则不法行为就会如没有防控的疫病一样蔓延,最终导致社会的瓦解崩溃。

英国刑法学家詹姆士·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写道:在任何情况下,立法都要适应一国当时的道德水准。如社会没有毫不含糊地普遍谴责某事,那么你不可能对它进行惩罚,不然必会“引起严重的虚伪和公愤”。公正的法律惩罚必须取得在道德上占压倒优势的多数的支持,因为“法律不可能比它的民族更优秀,尽管它能够随着标准的提升而日趋严谨”。

如果是第二撞造成死亡,王六可能构成逃逸致人死亡,如果是第一撞就造成死亡,王六就构成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当区分不了时,从有利于行为人的角度进行推定,只能推定王六构成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从逻辑上来说,加重构成应该先符合基本构成,就像刚才说的走台阶要一级一级往上走。但是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如果认为交通肇事中逃逸致人死亡必须符合基本构成要件,那么大部分的逃逸致人死亡都无法认定,因为现有的鉴定技术,很难鉴定出逃逸之前的行为导致了重伤以上结果。因此,这种逻辑会导致法律出现严重的不公平。

瘟疫在人类历史此起彼伏,人类从来没有真正制服瘟疫。瘟疫打断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安排,但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异常也许就是常态。瘟疫让人恐惧,但人类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法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尽可能给人们提供一种相对确定感,让人不至于陷入无序的恐慌之中。因此,不能因为对于疾病的恐惧就突破法治的基本原则,否则就将陷入另一场更大的瘟疫。

当然,大部分嫌疑人被抓其实都会主张结果的发生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所以很多时候,放任心态和否定心态的区别还是要从经验上来进行推定,看危害结果的发生可能性是高概率,还是低概率的。如果结果的发生具有极高的概率,那么就足以推定行为人对结果发生持有放任心态。当然,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放任的心态,那只能推定行为人的心态是过失的。

法律一经制定,就已经滞后,它不可能与时俱进地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机械地、教条地适用法律,或者导致法律过于宽松,或者过于严苛。法官是人,而不是“机器人”,他必须运用正义之心,主动弥补法律的漏洞,以满足公众对于正义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