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曼注意到,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伊朗一康塔拉案中,那些中层官员拿不准向里根总统汇报所作所为的尺寸。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营造了一种氛围,让部属以为,会让长官下不了台的事,长官宁愿不想知道。如此一来,总统虽然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却也毁了体制和伦理。美国前总统杜鲁门( Harry Truman)说得好:“到我这里说了才算。”总统或企业的CED必须监督、评估、决策,并为最后的决策负责。舍此不为,短期或许有利,但却伤害了组织,鼓励越权者的大胆
妄为,并制造特许说谎的环境。

对于自己被迫执行的任务，诺思如果认为不合理，并违反道德，他大可以辞职，公开站出来反对博兰修正案，但绝不应该在国会说谎。

　　发生误真为谎的错误，并不一定需要情绪野火、善妒的性格或者个煽风点火的伊阿古。当现实世界困惑得令人摸不着头绪时，就可能怀疑有人说了谎，因为这样才可以解释得头头是道。
一位在中央情报局服务了二十八年的探员这样写道：把一件事情的原因归结为有人说谎往往可以解释得很完美，既有条理又顺理成章。当一时之间找不到其他更具说版力的理由时（也许因为我们要解释的现象是由于出错、违规或其他不明原因引起的），归结为说谎真是既方便又容易。之所以方便，在于情报人员通常对于说谎的可能性特别敏感，而这种觉察通常被他们认为代表着自己分析问题老练……之所以容易，在于几乎任何证据都可以被朝着符合说谎这个假设的方向来解释。事实上，人们指出旦某些话受到严重质疑，被认为是谎言，那么它就百口莫辩，很难逃脱被认定的命运。

在许多骗局当中,对于说谎者的破绽,受害者总是故意不去面对,一厢情愿地往好的方面设想,害怕谎言一旦拆穿,可怕的后果将难以收拾,于是成了骗局得以持续下去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