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组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通过增加对个人的激励，而是用群体认同代替个人认同，并通过传统、仪式和群体体验来强化群体认同，目的是在情感上团结士兵。最强的纽带并非系于大型组织或抽象的国家，而是系于与他们同在一个排或一个班的战友，在他们面前，个体羞于被视为懦夫。只有通过反复强化这些群体关系，个人才能克服死亡带来的自然恐惧。

权力的流向不只是自上而下，也可以是自下而上和横向流动，也就是说，一个组织的不同部分中有着不同形式的专业能力或知识，比如会计、工程、市场营销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要求组织成员不仅要服从在等级结构中高于自己的权威，也要服从掌握这些专业知识的成员。

纵观大多数国家构建和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其发生时机往往是于该社会内部已经有了对制度的强劲内需，然后抑或整体打造，抑或从国外照搬，抑或因地制宜地使用他国模式。

他将国家权利范围划分为从最小到中等到积极三类，最小国家的基本职能是提供纯粹的公共品，包括国防，法律与秩序，产权保护，宏观调控，公共卫生等。中等国家职能则扩展到应对外部性，反垄断，克服信息不完整，提供社会保险等领域，积极国家的职能则进一步扩展到协调私人活动（如培育市场和进行集体激励）和实行再分配等方面。

社会科学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是将人类行为的研究变成真正的科学,从单纯的描述变成因果关系的正式模型,有重要的预测价值,有严格的实证观察依据。这个愿景在人类行为的某些领域要比其他领域更容易实现。市场容易展开此类分析,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在20世纪后期成为社会科学的王者。但组织是一个复杂案例。在组织中的个体寻求他们狭隘的自我利益,而在他们的私利范围内,经济学家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提供了确实的洞察力。但是对比市场而言,规范和社会关系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到组织中个人的选择。努力将学科变得更为“科学”,甚至超过学科本质所允许的范围,这会让我们无视公共行政在不同社会中的真正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