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要不是那么僵化教条、擅长内斗的话,或许在战后的日本会有更大的建树。经过1952年的暴乱,日共开始显出颓势。它本想将边缘弱势群体如朝鲜人、社会弃儿和散工团结在红旗之下,但是疾风骤雨式的整肃和排除异己的做法令其越来越边缘化。反观面临左右之争的社会党,则依旧掌控着下院近三分
之一议席,时而多些,时而少些。他们有全日本最大的同业工会撑腰,后者势力依旧如日中天,为首的均是强硬的左翼人士。保守派则分裂为民主党和吉田麾下的自由党两大阵营。
到了1955年,一度有迹象显示社会党可能掌权。左右两派冰释前嫌,合并为“日本社会党”。这对自由党和民主党形成了触动,两党在一系列相互中伤和使绊子后,组建了“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除了促成这桩联姻的岸信介外,大企业也在背后加以推动。自民党首任总裁是鸠山一郎。同岸信介一样,鸠山也是旧“国体”精英中的元老,曾因在1930年代弹压言论自由而遭到麦克阿瑟的清算。这一政坛新格局日后得名“55年体制”。

尽管有过倒退,但是麦克阿瑟的使命总体上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不论结果是好是坏,他的一腔抱负如今被融入了宪法日本人除了普选权和言论自由以外,理论上还拥有自由且不受歧视地追求幸福的权利。军国主义似乎已彻底灭亡,而随着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从坂本龙马到福泽谕吉,从民权运动家到战后民主派,几代人的夙愿似乎终于成真。然而,司令官大人留下的遗产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缺陷。和平主义的代价是国防完全依赖他人。右翼复仇思想因此阴魂不散,人们对于宪法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而这一问题本不应造成分歧。战争罪审判和宪法给日本人留下了如何处置皇权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令他们对自己的过去纠结不已。至少从某方面来看,日本成了那个极力想改造它的国家的某种扭曲镜像:在崇高理想的映衬
下,缺陷却也更加明显。

日本没有纳粹党,也没有希特勒这样的元首。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但这些罪行是以“国体”的名义犯下的,天皇又是“国体”的神圣领袖,他曾训导每位陆海军士兵“视长官命为朕命”。但既然麦克阿瑟认定天皇是清白的,不用出庭受审哪怕作为证人也不行,那么东京审判这堂历史课的意义不仅大打折扣,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危害性。军国主义者不得不承担所有罪责:是他们将天皇引入歧途,并误导了日本人民。裕仁通常比手下将领更清楚局势,但这一点被轻描淡写地搪塞了过去。同样遭到粉饰的还有日本民众对海外军事冒险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至少战争初期是这种情况。这样说来,倘若一个对所有事都负有正式责任的人是无辜的话,那么的确很难理解那些自认为在执行圣令的人凭什么被判有罪。

1951年,麦克阿瑟在讲话中指出,从现代文明的维度来看,日本人就像是十二岁的小孩子。这很符合他一贯的思想。麦克阿瑟做出上述表态的场合是在美国参议院联合委员会,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当时的背景。他对比了日本和德国后得出结论,德国人是个“成熟的民族”,日本人则仍处于“欠管教状态”。
德国有着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和宗教。对于德国社会里的纳粹遗毒,清除干净即可,无须殃及德国文化,毕竟这种文化孕育了路德、贝多芬和歌德。纳粹政权是德国文化变异的结果;其领导人主宰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手段残暴,但没必要因此把德国当成化外之邦,给他们上课。(麦克阿瑟说这话可不是恭维;在他看来,德国人只会比日本人更
卑劣,因为他们本应明晓事理。)相反,日本人则表现得像群幼童。按照麦克阿瑟的认识,他们“误入”军国主义歧途,是因为心智不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既然日本人心智不全,那么经过坚定不移的引导,外加循循善诱,他们是具备弃恶从善的可塑性的。

换言之,没人觉得自己有能力为一项一以贯之的政策担责。首相对军队无计可施,陆、海军大臣则乐见局势随波逐流。日本人即将为摧毁文官政府的权威付出最终代价。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解释日本之所以会大难临头时,认为这是自上而下不负责任而导致的顺理成章的后果。他分析道,天皇就像一尊神轿,人们扛着他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处,只会被动地对命运的起伏作出回应。政治仿佛天气一般:一会儿这里刮起暴风雨,一会儿那里放了晴,接着突然又来了一场可怕的地震。
“神风”这个词——意即“神圣之风”——本来指的是13世纪一种自然现象,当时蒙古侵略者的舰船在海上遭遇台风,撞上礁石后全军覆没,但从此每当面临危难关头——比如1853年佩里率部前来,或者1944年美国连战连胜——日本领导人都会祈求一股神风拯救日本于水火。既然没人需要为不时将日本城市夷为平地的地震负责,同样,也就没人觉得自己要为与西
方开战负责。天皇或许除外,但话说回来,他也不过是一尊神轿罢了。

最终摊牌之前的铺垫始于1940年1月。美国“出于国防利益考虑”,停止向日本出售航空燃料和废金属。日本人明白此举将使他们在中国的驻军难以为继。美国人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才会有这项新政。这之后,美国又颁布禁令,规定不得向日本出口任何品级的废旧钢铁。日本该如何抉择,眼下已经很清楚了:要么从中国撤兵,要么挺进东南亚,攫取当地的原材料。鉴于军事控制中国被认为对日本的国家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选项一断无可能。德国那时已入侵法国,日本于是破釜沉舟,加入轴心国,自绝于美国。1941年7月,日军占领南印度支那。英、美、荷三国决定对日实施石油禁运。惯于操持受害者论调的日本报纸宣称,日本的生命线被“ABCD”四个大国扼住了:A代表美国,B代表英国,C代表中国,D代表荷兰。

1941年12月7日,停靠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日本鱼雷和俯冲轰炸机的偷袭下损失惨重,闻讯后,天皇及其广大子民欣喜若狂。裕仁为此特意身着海军服,在廷臣笔下,陛下“满面红光”。《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作者林房雄听闻这则消息时正在“满洲国”旅行。他写道,这种感觉“就好像卸去了肩头的重担”。诗人、雕塑家兼巴黎式波西米亚文化人的高村光太郎喜极而泣。文学批评家伊藤整,“感到自己仿佛一下子获得了新生”。偷袭珍珠港之后,日军继而占领新加坡,入侵荷属东印度,进据菲律宾，“亚洲解放圣战”的开局真是再顺利不过了。
目睹这一切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总结道:
普通人对中日战争比较暧昧,知识分子更是斥其为
侵略,可同英美的战争一开始,他们的态度就来了个百八十度大转弯，人人都担心日本未来的运数与此同时,人们心里却又喜不自胜,我们总算赢了一回;英美这些个傲慢的大国,这些个白人脸上总算挨了我们一拳。随着捷报频传,担忧逐渐失色,恐惧化为自豪和兴奋，一个来自落后国度的有色人种在面对发达国家白种人时的所有自卑感,顷刻间烟消云散，古往今来,我们日本人还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民族自豪感。

从某种角度看,1932年犬养毅遇刺事件敲响了政党内阁制的丧钟,其意义堪比1933年纳粹上台,唯一的区别在于日本没有纳粹党,也没有元首。天皇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假但他既非法西斯政党党魁,亦非军事独裁者。对于他在多大程度上为人摆布,又在多大程度上积极投身战时政治,我们依旧不甚明了。但只要有他在,提供神圣指引,就没有人可以独揽大权。日本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顶层软弱、分化,而不是太过强大。国内派系林立,宫廷、军部、官僚系统、国会都有自己的“山头”,远远谈不上“举国一致”。这些派系之间争来斗去的劲头丝毫不逊色于他们面对外敌时的同仇敌忾。
不同于1933年之于德国的意义,1932年并未斩断日本历史的延续性,原因是宪法从未被废止。明治维新后确立的天皇制度完好无损,统治日本的也还是1932年前那批人。政党一直活动到1940年,但多数只是充当吹鼓手,间或扮演搅局者的角色。政党政治家依然占据政府职位,国会也照旧议事。他们本可通过拒绝合作来解散内阁。由于还需要其摇旗呐喊,政党政治家算是保住了些许影响力。经历巨变的是各派之间的均势。直到1932年前,宫廷、官僚系统、军队和国会都享有权力,国会始终是最弱的一环,但凭借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党派内阁,其实力有所增长。随着这一格局寿终正寝,日本政坛成了一群廷臣,陆、海军首长和官僚的天下,而他们狂热的手下常常越俎代庖,替他们做决定。

东京的暴乱持续数日,造成多达一千人伤亡。十三座基督教堂遭受打砸抢,其中一座位于浅草,其神甫很不明智地宣称俄国之所以占了便宜,是因为它是个基督教国家。政府大楼和警察岗亭一片狼藉,首都的局势一度面临失控。然而,这一切背后还不止是对外侵略主义在作祟,因为暴乱的领头人并不全是右翼好战派,还包括民权运动在内的老面孔和倡导普选的人士。某人还给驻扎满洲的关东军发去一封电报,恳请部队予以敌人致命一击,同时向枢密院请愿,要求撕毁《朴次茅斯条约》。
实际上,这些行为同1919年抗议政府听任日本强占德国在华殖民地的中国青年几乎如出一辙。当政府统治缺乏民意基础,甚至未获民众许可时,造反的某种形式就是力争比当政者更加民族主义。当政者要是卖国贼的话,就理应被推翻。这种情况在东亚一再上演,周而复始,于自由民主无益。与此同时，这也显示出,对内的政治权利诉求与对外的帝国主义主张完全
可以和谐共存,并行不悖。但这种戏码当事双方都可以玩;官方也可以将民族主义情绪的祸水引到自由派头上,他们也的确经常为之

1882年,天皇颁布《军人敕谕》,起草者是山县有朋。这是近代日本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件之一,明确了每一名日本陆海军军人的职责,并要求他们对之烂熟于胸。他们绝对效忠的对象唯有天皇一人:“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天皇的军人要做到不间政治,不质疑政令,甚至连私下表达看法也不行。山县这么做的目的是实现军政分离,使军人超脱于俗世,唯一能左右其意志的只有天皇圣谕。他认为如此一来便可避免哗变。半个世纪后,这一设计的内在缺陷将大白于天下,因为其实际效果往往同设想的情况截然相反。如果当兵的以服从神圣天皇为唯一天职的话,那么违抗那些被认为逆天皇旨意而行的文官领导人,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1936年,满怀一腔法西斯“热血”的年轻军官为了体现自己“尽忠尽节”,四处杀害内阁大臣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由此说来,以明治宪法的定义来看,日本民主从一开始便如“病孩儿”。德国和古代日本的专制思想构成了新宪法的灵魂。但从长远看来,最大的隐患还是来自法条的模糊性。天皇量被赋予绝对统治权,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统领,也不是类似欧洲君主那种独裁者。按理说,天皇不应直接参政;他的理想角色是凌驾于世事之外,委托一群官僚精英以其名义制定决策。与此同时,日本武装力量效忠的却是天皇,而非文官政府。这就造成了一种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态,躲在幕后的人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大权,个体无需为其行为承担最终责任。

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本土论者依然有一种恼人的习惯,他们研究外国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日本民族独一无二的优越性。神道教复兴论者牢牢抓住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以此证明日本人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地球当然是围绕太阳转,那么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难道不是日本人的神圣祖先么?日本不是从诞生之初就面朝太阳么?无疑,这种说法在佛教徒和信奉中国中心论的保守派看来不啻为歪理邪说,但同时也恰恰点明了西方思想之所以令本土论者心潮澎湃的原因:其有助于将日本从中华文化圈里解放出来。

对于西方思想,日本人有着相似的对策,却不像中国那般疾风骤雨,或者就算是疾风骤雨,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日本的知识分子同样采取了“举西方科学,存日本精华”这一保全颜面的策略,结果一样碰壁。然而,日本具备一大优势,即文化边缘性。过去视中国为智慧中心的日本思想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寻其他效仿对象。重要的是,鲜有日本人会幻想地球围绕日本转,他们或许会认为日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一片得神护佑的土地,但与之争夺神明眷顾的国度还有很多。他们还明白,日本的政治制度乃至其立足的原则都是源自中国的舶来品,一旦旧秩序运转不灵,想再师从他国也不会面临什么阻力。
日本与中国的另一大区别在于权力分割。在中国,世俗和政治权力集中在朝廷手里。德川时期的日本,将军以铁腕统御全国,天皇的角色则更近似教皇,经过他的加冕,世俗统治者才被赋予了合法性。这种安排后来有所异化,原因是与天皇同属一朝的将军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帝王相。不过,分权有一大好处:可以起来造政府的反。而要是打着效忠天皇的旗号、且无叛国之嫌时,就更是如此。换成中国,这绝非易事。

即便钻研“兰学”的人自已浑然不觉,他们的学识对削弱儒教国家的哲学合法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人从中国那里借鉴了一套基于天下原则的治国理念: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要以天下自然秩序为依据,一位仁君务必确保二者之间的和合共生。儒家伦理被认为符合自然原则,“兰学”则引入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要是能对自然原则进行理性分析,而支撑儒教国家的天下观念又可以被证伪的话,那会对其政治合法性构成严重的挑战。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其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