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时代的北美的政治历史尽管有趣和复杂,就对美国秩序的理解而言,其核心意义阐述起来却可以非常简单。这就是:美国的自由和秩序在殖民时代是从殖民地人民的实际社会经验中“有机地”长出来的,同时,殖民地人民将改造过后的英国政治制度应用到美国的环境之中。殖民地领导人没有根据抽象规划设计他们的社会;他们中很少有乌托邦
主义者。他们以英国的范本和先例为基础,认为从英格兰和苏格兰继承的大部分政治遗产是有益的,在经过必要的改造后,他们将这一遗产投入实际使用之中。然而,在改造这些移植过来的政治体系的过程中,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一种非常不同于英国模板的有效的政治秩序。

基督教没有划定任何特定的政治体系。教会曾和王国、独裁政权、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共和国、民主政体,甚至20世纪的某些极权政体共存。然而,一旦基督教信仰为某个民族普遍接受,那么,任何政治安排都会受到基督教有关道德秩序的教义的影响。这一道德秩序会作用于政治秩序。基督教有关正义、仁爱、共同体和义务的观念可能会在不急速改变政府架构的情况下转化一个社会。个人的价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以及对所有世俗权威的限制—这些都将塑造美利坚共和众国的基督教信念。

在492年到496年任教皇的格拉西一世( Gelasius I)毫不含糊地宣称,“这是由两股力量统治的世界”—一股力量是国家,一股力量是教会,这就是“两把剑”的教义。很快,事态的演变让罗马教廷得以更为强有力地主张它的权威。
我们所谓的中世纪在古典时代和现代之间,很快就吞没掉原有的秩序。将古代世界和中世纪连接起来的是圣徒和教皇大格列高( Gregorythe Great)—他也是教会最后一位拉丁博士。在教会内部,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教会外部,他在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维系了秩序的连贯性。

公正的法律协调不同社会团的诉求,这就是梭伦经由宪政改革达成的目标:
我将这样的权力归还给民众,
既不删减他们已有的,也不赋予新的;
对于那些豪富之人和居高位者
我的设想同样让他们免受各种羞辱。
在这两造面前,我都用强力维护他们
不让一方触犯另一方的权利。

尼尔·里摩尔( Neal riemer)评论道,“因为旧约的核心主题便是从奴役和压迫中得自由”,以色列和犹大的遗产滋养了美国的自由。

从希腊罗马到基督教的中世纪和宗教改革、西方历史的演变过程时时都在酝酿美国秩序的种子。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都将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