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真正塑造德国未来的，不是文化、教育、司法，甚至也不是全民道德，而是政治局势、冷战、在欧洲建立强大民主国家的需要、德国精英的投机主义、美国的利益，以及罗贝尔·舒曼口中“让战争（在欧洲）变得不可能”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乌托邦计划。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巴黎是对抗“好莱坞”流弊的一种象征。巴黎有着花神咖啡屋（Café de Flore），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在此进行哲学思辨；巴黎是抵抗运动文学刊物的诞生地，是青年男女实现性解放和政治解放的乐园。

美国再教育德国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英国人也有，只是程度略轻罢了——在于再教育本身具有也许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最后也的确未能解决。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然而，关于言论自由的训诫却是由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军事当局给出的，其宣传往往是心理战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会毫不含糊地诉诸审查制度。

他设法说服了以查尔斯·威洛比少将——麦克阿瑟的“法西斯宠物”——领衔的审讯人员，声称他在华实验所取得的数据对美军有巨大价值。威洛比也相信，美国医生没条件做的人体实验的确能够提供重要信息。当时美国人很担心，生怕苏联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他们前面。另外，一名美军医学专家在写给国务院官员的备忘录里表示，人体实验要比动物实验好。而且，鉴于“任何战争罪审判都会将这类数据毫无保留地泄露给所有国家，为了美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利益，必须竭力防止这方面的信息公开”。

但在1945年9月9日，同样是这个冈村，在向何应钦将军投降时，何将军竟然朝这位日本将军鞠了一躬，并对羞辱性的受降仪式让他丢脸表示歉意。何应钦曾在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和冈村宁次是师生关系，何尊称他为“先生”（sensei），即日语里的老师之意。[插图]就这样，冈村依旧身居南京的外交部大楼，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三年后，他被南京法庭起诉犯有战争罪，但之后蒋委员长亲自出面，让他免于再受屈辱，国民党还聘请他做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于1966年死在病床上，死时很安详。

英国人把俄国人和其他共产党的反对派交给他们的死对头，必要时靠的是花言巧语、虚与委蛇，有时则是强制执行。对这种政策，英国人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不外乎是这些克族人、塞族人、斯洛文尼亚人、白俄人和乌克兰人反正都是叛国者，他们曾经和德国人并肩作战。简言之，他们不仅是苏联的敌人，也是英国的敌人。但妇女和孩子很难被归为敌方战斗人员，况且，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一部分法国人看来，似乎阿尔及利亚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更有远见的人，包括戴高乐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屠杀当地人是一个让“永恒法国”（La France éternelle）蒙羞的污点。在官方吹嘘的事迹里，法国可是大义凛然地抵御了纳粹的威胁。因此，发生在塞提夫和周边地区的事情许多年来一直被官方掩盖。

泗水之战过去整整二十年后，印尼军队里的一些军官借口要杜绝共产党接管印尼的隐患，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这一政变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清洗共产党的开始。穆斯林义警、武装青年、兵团军人、爪哇神秘论者和普通平民人人有份，总共屠杀了50万人，其中多数为华人。领导政变的是苏哈托少将，也就是日后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受过日军训练，而且被彻底灌输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在1945年曾同荷兰人作战。苏哈托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二年，在此期间，作为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获得了所有西方大国热情而毫不动摇的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荷兰。

德裔新教牧师赫尔穆特·里希特(Helmut Richter)也曾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他一直认为波兰人老实巴交,本性纯良。毕竟,德国人过去对他们难道不好么?但事到如今他总算认出了“这些东欧人的顽劣本质”。长久以来,波兰人只要“头顶上有只拳头”,就会表现得规规矩矩,但“有朝一日他们有机会爬到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就变得“野蛮了”。2这是殖民者谈论原住民的一贯口吻。然而与大部分欧洲列强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不同的是,这一事例中许多曾经的殖民者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只是他们属于特权阶层。

1945年4月,劳工营已经不能住人了:狂风掀去了屋顶,大火烧坍了墙壁。通过向熟人求助,父亲或许从不那么亲纳粹的新教教会处获得了帮助,在柏林郊外一座别墅里找到了栖身之所。房东太太叫雷恩哈德( Leonhard),接纳父亲之前已经收留了从柏林市中心废墟里逃难至此的其他难民。他们中间有一对德国夫妇,男的叫鲁梅林博士(Dr. Rummelin),是个律师,他妻子是犹太人。丈夫成天担心有人来抓他老婆,于是在屋里藏了把左轮手枪,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夫妻俩死也要死在一起。雷恩哈德太太喜欢唱德语歌,父亲就弹钢琴为她伴奏。用他的话讲,在柏林最后一战的破坏中,只有这种时候才“让人感到人类社会尚存一丝文明”。

世界政府理想的巨大缺陷：其要有效运转,就得依赖大国联盟。如果联盟成员条心,某种全球威权主义——类似拿破仑战争失败后,梅特涅操纵下的神圣同盟——就会威胁世界。如果联盟人心涣散,那么羽翼未丰的联合国就形同虚设,然后另一场或许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就会日渐迫近。

1944年,货币体系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家名叫“布雷顿森林”的度假酒店成立了。这个会议原名为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之所以在布雷顿森林( Bretton Woods)召开,有两个原因: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是国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共和党人,反对货币监管。所以有必要说服他改变想法。另一个原因是这家酒店接待犹太客人,这在类似的乡间宾馆中并不多见。毕竟,如果财政部长亨利·摩根韬等大员被挡在门外,这可真是太不像话了。

美国再教育德国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英国人也有,只是程度略轻罢了——在于一对也许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也的确未能解决;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然而,关于言论自由的训诚却是由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军事当局给出的,其宣传往往是心理战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会毫不含糊地诉诸审查制度。

东德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另一面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都是其一大特色:纳粹官方论调咄咄逼人、夸大其词的语气几乎是无缝对接地嫁接在了共产党的办事风格中——除此之外,还有踢正步、大会操和对阅兵式的癖好,与之相伴的常常是一大群人吼出震天响的口号,边吼还边向空中挥拳,以示对友谊与和平的赞美。除了观看《三便士歌剧》的战后首映外,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还参加了文化联盟的成立仪式。她对没完没了的讲话很是厌烦,并很快转变为恶心。她在7月3日的日记里写道
八位在场的嘉宾都在大谈坦诚面对过去、振兴文化生活的意义,但几乎没有一位认识到,他们至今都没怎么改变过自己的讲话方式。还是那个老套路,动辄就是“最伟大的”、“最顶极的”、“最庞大的”、“最壮观的”……前几天,一位政客高呼‘我们正迈着坚定的步伐,投身为和平主义而战的战斗’,地也许丝毫没意识到这么说话让本来发自内心的热情号召听起来何其自相矛盾。学会少说些假、大、空的话也许不那么容易。

国家计划是莫奈（来自干邑的技术官僚）对法国的爱国主义贡献。他告诉戴高乐,这是法国唯一有可能再现辉煌的办法。要实现这点,有必要利用所有法国人的团结一致。1945年是作出类似“集体努力”的最佳时刻,“因为光复后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在,而且尚未通过一项宏大工程得到展现”。第一项宏大工程是将经济国有化,把德国的煤矿交给法国工厂使用
从而实现法国的现代化。接下来一个项目事关整个欧洲,即煤钢联营,再接着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按照莫奈的梦想,最终这将发展为联合欧洲的宏图伟业( grande)。
戴高乐喜欢管这位欧洲梦想家叫“美国佬”(L" Americain),言语中不乏欣赏之意。莫奈是那种少有的不论在华盛顿、伦敦,还是在巴黎都能随遇而安的法国人。但是在莫奈统一欧洲的执著愿望中存在着某些元素,让人觉得其欧陆色彩过于浓厚,且有几分罗马天主教的味道,此外它们和自由民主体制并不完全合拍。他的欧洲梦想之上,缭绕着一股神圣罗马帝国的余烟。另外,他不适应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对官僚们鞭长莫及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喜欢，这说明莫奈的技术官僚信仰从左派和右派思想中都汲取过养分。或者应该这么说,在技术官僚的乌托邦里,左右之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更多的还是一种信念,认为要实现社会正义,最有效的途径是得有个善意的威权主义政府。如此说来,1945年,在左派满怀期待地认为制定计划将惠及英国人这点上,丘吉尔持反对意见,他并没有全然说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