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的,在执政党中掌握权势的人往往容易自以为是,为自己所幻想出来的完美的政治计划而沾沾自喜,从来不能客观地看待它的任何点偏差和瑕疵。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推行自己的计划,在此过程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任何民众的反对声音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像摆布棋盘上的棋子一样简单容易地摆布每一个民众,而他们恰恰忽略了:棋子是没有思维的,除了任人摆布之外,它们别无选择;但是人类不一样,人类有自己的思想和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用来指导其行动的行事原则。如果他们的政治计划和人类的思想原则一致,其计划就可以顺利无碍地实施下去,其实施的结果也颇值得民众期待;如果他们的政治计划和人类的思想原则彼此抵触或不致,该计划的实施就必然遇阻,而人类社会也将因反对此计划的实施而陷入混乱之中。

爱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尊重实际上已经确立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或组织;二是祈求全体国民幸福安康的美好愿望。他一定会遵守国家法律并服从政府的领导,同时愿意尽自己所能为同胞们创造幸福平安的条件。在和平时期,二者相辅相成,丝毫不会产生矛盾,支持和捍卫政府的领导就是保全同胞们安全和幸福的最好办法;但在混乱时期,一二者就会难以平衡,当公众对现有的政府有不满情绪,或者发生派别纠纷和骚乱时,这种政治体制的结构和组织就需要进行一些改革,以迎合已然变化了的时局,否则就难以继续维持社会的安定。所谓“乱世出英雄。”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需要政治上敏感睿智之人挺身而出,根据总体时局来判断是应该努力维护旧体制的权威,还是应当顺从更大胆、更危险的革新运动。

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经常与聪慧或品德高尚的人打交道,即使自己不可能变得完全与对方一样优秀,但受其感染至少会对智慧或美德怀有一定的敬意;经常与荒淫和放荡之徒打交道,即使自己不可能变得完全与对方一样卑劣,但至少会很快失去原本对荒淫和放荡行为所持有的憎恶之感。或许,那种颇为常见的家庭成员之间因遗传而产生的极其相似的品质,也可以归因于这种意向,家庭成员的品质相似就如同家庭成员的相貌相近一样,将之归因于血统关系要比归因于道德方面的联系更为合宜。

当我们步入成年之后,很快就会发现,为了满足那些天生的欲望,比如为了得到快乐和免受痛苦,或者为了避免受热和挨冻,小心谨慎和未雨绸缪是达到这些目的的必要手段,如若能够合宜地做到这两点,则在人生积累物质财富的道路上会少走很多弯路。虽然对我们来说,物质财富的用处首先是为我们提供肌体新陈代谢所需的各种必需品和便利,但同时我们也会觉察到这些财富还可以帮助我们赢得别人对我们的尊重,我们在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我们希望自己成为这种被尊重的合宜对象,希望自己在地位相等的人中间真正获得这种名誉和地位,因此我们急于获得财富这种愿望比我们仅仅想要满足肌体新陈代谢的愿望要强烈得多,这也是人类的天性使然。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他的身体已被辛劳与疾病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他忆起自己所猜测的敌人的不仁不义,或朋友的背信弃义,那些都曾经带给他无尽的伤害和恼怒。而在生命行将结束的一刻他终于顿悟:财富和地位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东西,就如同玩物爰好者的百宝箱一样,对肉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静来说都是锦上添花,绝非雪中送炭;也和携带百宝箱一样,劳神费力却并未因此获得何种便利。就这两者而言,除了前者所带来的便利比后者更为显而易见之外,并没有其他真正的差异。达官显贵们的府邸、花园、车马、随从等,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一看便知它们的具体效用,不需主人的刻意解说,观者自会理解它们的效用,并且由于深知它们可以为主人提供的那种满足,从而给予它们应得的赞美。但是,一根牙签、一支挖耳勺把指甲刀,或任何其他类似的小玩意儿,它们的妙用何在,就并非如此的显而易见了。或许它们也一样可以带来极大的便利,只是不那么醒目易见,对这些东西的主人所能享受到的满足,观者并不容易体察和领会。因此,它们不像富贵和权势那样会成为虚荣心所追求的合理对象,它们只是恰到好处地满足了对人类来说是天生的独特喜好。

如果上帝企图惩罚某个穷人家的孩子,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赋予他极大的野心,当他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周围的环境,便会对富人们的处境羡慕不已。他发现父亲的茅舍小得根本不适合容身,幻想着能拥有富丽堂皇的宅邸,让自己也能住得舒服的。他不甘于只能徒步行走或忍受马背上的颠簸,这些不适都让他心生不爽。他看到那些身份地位高于他的人都可以惬意地坐在马车里,因而幻想自己也能乘坐马车享受舒适的旅程。他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是要享受生活的,因而不愿意亲自动手劳作,并天真地以为如果能够拥有众多的仆役侍从将为他省去许多麻烦。如果可以真正拥有想象中的一切,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坐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他每日陶醉在幸福和宁静里,完全沉浸在这关于幸福的遐想之中。
他知道自己所幻想和向往的生活是属于那些高官贵族的,而为了得到这种幸福,他必须跻身于这个阶层,于是他终其一生都会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对财富和显贵地位的追逐之中。为了财富和地位所能够带来的便利,在最初的时间里,包括第一个月甚至第一年,他必然要受尽委屈,忍受的身体疲累与心灵折磨,这些要远远超过他在没有财富和地位时所承受的全部痛苦。他工作上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以此获得胜过所有其他竞争者的各种能力。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竭力在公众面前显示自己的这种才能,并且以同等的勤勉为自己赢得施展才华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屈尊为自己所痛恨和鄙视的那些人效劳,他也学会了巴结奉承和谄媚殷勤。尽管为了追求这虚幻的理想,他可能要用尽一生的时间,但最终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的,并且为此牺牲了某种他原本唾手可得的安宁和平静,即使他在垂暮之年终于得偿所愿,他终将领悟到相比于他为此业已放弃的那一生的安宁和平静,现在所得到的一切是那么的得不偿失。

有不少人甘愿将钱挥霍浪费在毫无实际价值的小玩物上以至倾家荡。引起这些玩物的爱好者浓厚兴趣的,与其说是物品的实际效用,不如说是物品本身精妙的设计或造型。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他们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与别人衣服上的口袋形状迥异的另类口袋,以便携带更多的小玩意儿。即使在四处闲逛时,他们全身携带的那许多小玩意,在重量上甚至在价值上,也不亚于任何的犹太卖货郎卖货时带着的货箱。其中有些小玩意偶尔会有一丁点儿的用处,但在更多的时候都是即使没有这些东西也丝毫不会有什么影响,即使把它们的效用全部加起来其实也不值得为此忍受负荷的劳苦。

服从造物主的意志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在这一点上人类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

但恪守行为准则的行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经过当事人的徘徊犹豫和挣扎才能逐步变成习惯。在此之前,当事人一直是彷徨不安的方面是惧怕破坏行为准则将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是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狂热,他内心的决定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他被那些无休止的变化搞得精疲力竭,最终他抱着绝望的心态迈出了对自已来讲至关重要却永远也无法挽回的一步,于是乎,形势就此发生逆转,所有眼前的宁静已被打破,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志忑不安地向前走因为他已经走上了绝路,无法回头。他也清楚地知道等待自己的只有毁灭,这结局在他开始行动之前就预料到了,可事已至此,除了面对,别无选择。但是,当他的激情得以发泄,内心也随之渐趋平静的时候,他开始用旁观者会采用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于是一股深深的自责和无尽的懊恼袭上心头,让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备受困扰,而这是他不曾预料到的!

我们一直在追求所谓的幸福,其实幸福就在我们身后,只是我们总在忙着赶路因而忘记了驻足感受。

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古代哲学家都归为这一派,特别是古时候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根据斯多葛派哲学家的观点,人不应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人,而应该把自己看作这世界的一个公民,看作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为了这个伟大的共同生活体的利益,他应该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他自身的利害得失对他的情感所造成的影响,绝对不应超过这个浩瀚的体系中其他任何同等重要的成员的利害得失对他的情感所造成的影响。

斯多葛学派的伟大格言所蕴含的真理:即一个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剥夺另一人的任何东西,或毫无道理可言地损害别人的利益并借此为自己谋利,是最违背天理的事情,这比死亡、贫穷、疾病、痛苦等各种可能影响他的身体或他的处境的不幸都更可怕。

在不应受到赞美的场合希望得到或接受赞美,只是缘于卑劣的虚荣心在作祟。但希望在真正应当得到赞美的场合得到赞美,则是渴望最理所当然给予我们的公平待遇。

任何事物要想成为合宜的感激或愤恨的对象,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引起快乐或痛苦的原因;第二,它必须能够感觉到那些激情;第三,它不仅必须已经引起了那些激情,而且这些按某种意愿产生的情感在不同的场合会得到不同的反应,有的被赞成,有的被反对。就任何事物而言,满足了第一项条件,才能够引起那些激情;满足了第二项条件,就能够在各个方面都满足那些激情;至于第三项条件,它不仅是满足那些激情所必需的,而且由于它会让人感觉到一种既细腻又特别的快乐或痛苦,所以,它也同样是另外一个能够引起那些激情的原因所在。

当天性让我们去探究那些不含任何功利色彩的行为动机时,我们很容易把它归因于理性,并且自以为是地觉得这理性是源于人的聪明,而这实则是源于上帝的智慧。